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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气候外交：合作、分歧与展望 摘要：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碳排放量居前两位的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美两国在多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但又基于各自利益而在技术转让、资金到位等方面存在分歧。本文从全球气候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分歧及其原因，并根据建构主义学说提出中美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气候外交；中美关系；合作与分歧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3-22 作者简介：张君艳（1980-），女，黑龙江牡丹江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科研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国际政治。 气候变化最初只是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随着自然灾害的频发、全球气候的异常，尤其是跟踪纪录的全球气温变化逐渐将气候问题推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60年代末，著名的两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分别提出了诸如粮食、资源、人口和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全球性问题，给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气候大会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掀起了科学家研究世界性环境气候问题的热潮。随着全球气候的日益变化，对气候问题的讨论也显得越来越紧迫了。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影响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气候异常、空气质量、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农业产量、能源利用等，这对于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来说，气候问题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气候灾难：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挑战：“加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加剧了水资源的匮乏；恶化了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加重了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对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挑战；加重了世界政治的失衡”（Kurt Mcamphelled，2008）。 气候变化不仅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影响，也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排放温室气体的空间范围可以超越人为界线，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没有排放量，都将受到影响。解决气候问题存在着很强的外部性，任何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行为效果将使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受益。由此引发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free-ride effect）。“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其实质上也是一个大集团的集体行动，作为成员国，其作为和不作为对于事件整体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力也较小，而在整个集团中，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督难度较大，计算相对困难，加之‘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使各国相互监督的可能性降低，因此，在无法保证本国做出减排行动的同时，别国也做出同样的行动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就会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出现发展滞后和缓慢”（关孔文，2012）。气候问题自然而然地与其他领域的问题牵扯到一起，整个国际秩序将无法达成有效的一致性，反过来也加剧了气候问题的解决难度。 因此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的谈判与合作。任何的谈判实践或者是合作项目，以处理气候变化的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为主要目的，都成为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订立以来，各国围绕着一期目标经过了长久的争持，2009年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由于美国的阻挠也未能有“好结果”。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极力敦促各方遵守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表面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在会议期间各方“推三阻四”，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一致”立场让我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任重而道远。多哈谈判过去 4 个多月之后，在各国政治意愿不高、国际碳价和清洁能源投资一片低迷之声中，波恩气候变化会谈于2013年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正式举行，重聚波恩参加会谈的代表有1 000余人，来自 175 个国家和地区的；波恩谈判是就“德班增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德班平台）所展开的首次谈判，也是三轨并一轨，然而5 天的会议，各国仍旧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老问题未能达成共识。 在中美关系中，气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体，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中美关系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美国国务卿克里于2013年4 月 13 日访华。当日，中美两国签署并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个关键之处被着重指出：一是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议题纳入 2013 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此成立了高级别气候变化工作小组；二是指出了气候变化和新能源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利益汇合点，强调了提升两国间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