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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前景展望 　　摘 要 在引领中国改革方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赫然在列，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及经济腾飞意义非凡。本文从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入手，分析政府、市场、社会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治理理论 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 　　作者简介：王周宾，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145-02 　　一、 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一）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当市场失灵出现时，需要政府充当消防员的角色，对市场不能起作用的领域进行补位。但政府干预并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也会出现效率低下、决策失误甚至寻租行为。所以，只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并相互配合补位，社会的大机器才能正常运转。而当今中国的实际是，政府职能边界不清，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严重干预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个方面，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不完善，缺少法制的规整。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导致在各自领域都有错位、缺位。 　　（二）社会分化不足，公民社会尚待发育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了新鲜的血液，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崛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中产阶级不足，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注尚未觉醒，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有待进一步分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民间组织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功能初步显现。但这些民间组织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甚至日常经费都是由政府拨付，其部门负责人也是政府任命，发挥作用的空间缺乏独立性。 　　（三）权威体制与多元治理 　　在当代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掌握行政管辖权，特别是人事安排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这种权威体制的运行主要通过科层制和一统的观念来进行维系。 权威体制的治理方式也颇具特点，中央政策的一统性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灵活性相结合，通过政治动员的运动性治理方式，在当今社会某些复杂问题的解决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补位，社会组织受行政干预，公民社会尚未觉醒，多元治理只在环境保护等少数领域发挥作用。社会治理的大环境还是需要政府进行主导，其他治理主体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离开政府的权威体制，仅仅靠尚未发育成熟的市场、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等治理主体，社会甚至都不能正常运转。 　　（四）治理理论与官僚制 　　治理理论在对待官僚制的问题上，与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它们都认为官僚制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今天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异化，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的不断膨胀，以及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和控制。 治理理论在宏观层面上反对单中心命令控制的模式，即使在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多中心治理的模式下，仍需要作为一种有效组织原则和形式的官僚制有效发挥作用。而当今中国的科层官僚制仍属于自上而下，命令管控式的官僚制，缺乏与治理理论相配合的高效率的组织形式。 　　（五）治理理论的内在紧张 　　1.权威分散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语境下，政府的权力中心地位得到撼动，各种私人机构、公共组织如果得到公民的认同，就可能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掌控者。但权力的分配不仅仅意味着资源的分配，还附带着责任的分配。同市场一样，政府干预也会失灵，那在多元治理的境况下出现失灵状况应如何解决呢？如果政府站出来“救火”，那政府又充当了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规则的仲裁者，这与治理理论倡导的社会多中心治理的理念相违背。另一方面，在政府权威分散之后，政府如想解决社会失灵的状况，也会出现权威不足，力不从心的情况。 　　2.协商的效率问题。政府机制强调的是“命令―执行”的逻辑，市场机制蕴含的是“自治与利益”的逻辑，治理理论的社会机制推崇的是“协商”逻辑。 治理理论希望公民社会承担责任，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从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协商、相互博弈的局面。相对于政府的实质理性和市场的程序理性，治理是以第三种类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为基础，通过谈判和反思加以调整，借助谈判协商达成共识，实现合作。 但在利益整合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相容性利益和排他性利益是并存的，当利益相互排斥的时候，协商和博弈便进入无休止的状态，也会造成效率低下。 　　3.作用边界的划定问题。传统政府治理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其治理的作用边界清晰，都发生在公共领域。治理理论推崇政府与社会合作，提倡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联手，共同应对治理问题。而把公民社会纳入治理主体之后，治理发生作用的边界就模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