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法律人为“两梅案”前赴后继.docVIP

两代法律人为“两梅案”前赴后继 1997年年末，“两梅案”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之后，在官方的论调中被称为“铁案”，办理该案件的许多工作人员随后都获得了晋升。 进入新世纪，随着两梅家人及其辩护律师郑传本、陈春孚、王湘堡、盛诗柔多年坚持不懈的申诉，再加上时任上海律师协会会长王文正通过多种渠道的呼吁，民间及学界逐渐开始关注“两梅案”，“两梅案是一桩冤案”的声音逐渐变大变强。 2006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炳华开始为“两梅案”奔走调查，并陆续通过信访、向有关部门领导等提交证明“两梅案”是冤案的申诉材料，向上海市相关部门实名举报疑似真凶等方式，使“两梅案”更加为人所熟知，引发了“两梅案到底是不是冤案”等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探讨。 在此期间，官方也曾有所回应，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曾经复查此案，但最后裁定此案不符合再审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于2006年决定不予抗诉。 两高的决定，让该案的法律程序已基本全部走完，但这并没有减缓梅家以及两代法律人为该寨奔走的脚步。 现在，郑传本、盛诗柔两位辩护律师已经去世，陈春孚及“两梅案”父母都已年过八旬，王文正老人也已87岁高龄；而且，上海“两梅案”距离法律规定的20年追诉期限只剩两个多月，如果梅吉祥、梅吉扬是被冤枉的，那么真凶就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时间，成了太多人等不起的最大障碍。 郑传本等律师的无罪辩护 “两梅案”发生后，梅安燧和凌爱玉找到了当时上海著名刑辩律师郑传本，郑传本起初并没同意。“他按照常理推测，妻子指控丈夫谋杀，那就应该是真实的，这没什么好辩护的。”刘炳华说。郑传本在世时，曾经和他讨论过当时的情况。 但郑传本看完该案卷宗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两梅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且公诉机关指控中的多项关键证据与事实不符，郑传本决定接下这桩案子，同陈春孚、王湘堡、盛诗柔一起为两梅作无罪辩护。其中郑传本和王湘堡是梅吉祥的辩护律师，陈春孚和盛诗柔是梅吉扬的辩护律师。 1996年3月4日下午，四位律师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首次会见了梅吉祥、梅吉扬两兄弟。为了真实记录当时的会见情况，郑传本等律师特意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录音机，将会见过程以磁带形式记录了下来。 在这段长达100分钟的录音里，梅吉祥经过长约一分半钟的痛苦沉默之后，首先说出的就是“我兄弟也弄进去了，我恨这个人（顾敏黎）啊！”随后梅吉祥回忆了案发当天的情况，被刑讯逼供的过程以及他自己对于案件的整个分析过程。 在会见梅吉扬的录音中，梅吉扬向律师详细讲述了1995年11月28日被公安机关拘留、连续提审四天四夜的情况以及三次招供三次翻供的详细过程，同时提到被威胁“不招供就会开除党籍”等细节。 由于介入案件较晚，为了有充分时间调查情况、完善证据，经过商议之后，1996年3月8日，郑传本律师向有关部门提交《为建议对梅吉祥、梅吉扬兄弟预谋杀人案稍缓开庭的紧急报告》，要求延缓原定于3月份的开庭时间，该建议最终被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纳。 在延缓开庭的时间内，四位律师围绕“两梅案”发时不在现场，案发现场所采集的指纹、血迹、毛发与两梅不符，受害人顾敏黎所受伤情与现场发现的作案工具以及两梅所交代的作案情况不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走访，撰写了大量调查笔录。 在案件侦查阶段通过《案件聚焦》以及纸媒报道对该案大肆报道的情况下，1996年12月16日至20日、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梅吉祥、梅吉扬故意杀人案”。 据陈春孚律师回忆，郑传本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曾经在1987年上海著名的“蒋佩玲”案件中担任蒋佩玲的辩护人，公诉人之一是王某某，最后在那场控辩双方激烈对搏的较量中，郑传本取得了胜利，此事被当时的媒体普遍报道过。 鉴于此，梅吉祥表示曾受到过王某某威胁，在“两梅案”审理过程中，梅吉祥曾申请王某某回避，但未获批准。经过记者查阅当时的庭审笔录以及向两梅家人、退休检察官刘炳华确认得知确有此事，这也为当时庭审过程中王某某与郑传本的再次激烈交锋埋下了伏笔。 据陈春孚律师回忆，庭审初期，控辩双方依照庭审程序，围绕案件焦点各自履行着自己的职责，1996年12月17日下午，控辩双方就证人王英（化名）证词的可信程度引起了激烈的争执，公诉方指责律师郑传本为两梅作无罪辩护是“利令智昏”，而郑传本回击称其“权令智昏”。 此事件可以从1997年12月16日《青年报》所刊登的《16万元买不到无罪判决》一文中得到印证。 1997年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1996）沪一中刑初字第271号”一审判决书，被告人梅吉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梅吉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审判决后，梅吉祥、梅吉扬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此后，郑传本致函上海市高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