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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验经济学的食品安全可追溯信息传递行为研究 　　摘要：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考察影响信息传递者（农户或企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人类具有社会偏好，信息传递者在无监管环境下仍会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专业机构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监管，可以约束信息传递者的道德风险行为，提高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且监管力度越大，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越多；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显著影响信息传递者的可追溯信息传递行为；可追溯信息从长远来看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关键词：食品安全；可追溯信息；传递有效性；实验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主”，导致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频繁发生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看可归结为生产和加工的原料不合格、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缺陷等，但潜藏在这些直接原因背后的却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乃至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1]。作为传递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工具，食品追溯体系成为缓解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2-7]，本文试图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影响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因素。 　　一、理论假说 　　主流经济学的自利模型假设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社会偏好，包括利他偏好、差异厌恶偏好及互惠偏好等[8]，人们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出于社会偏好的动机，而将他人的福利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之中[9]。传递可追溯信息会花费信息传递者一定成本，但信息的传递有利于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所以，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是否会影响到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行为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有助于提高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在无惩罚的实验局中，Fehr等（2000）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发现公共品的初始平均自愿供给水平大约为禀赋的一半，自愿供给水平在以后阶段呈下降趋势；在带惩罚的实验局中，公共品每期平均自愿供给水平呈稳定的上升趋势[10]。当引入惩罚机制后，Nikiforakis和Normann（2008）的研究，也发现公共品自愿供给往往能够达到一个相当高且稳定的水平[11]。这说明被试的社会偏好在公共品供给实验中普遍表现出互惠特征，而在这种特征下的恰当惩罚制度有助于激发被试的内在动机。由于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会改善社会食品安全环境，可追溯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专业机构的监管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农户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影响其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积极性，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越高，其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积极性越强[12]。通过问卷调查和建立Logit模型，姜励卿（2008）分析了蔬菜种植农户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结果显示提高农户对追溯制度本身的理解和认知，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13]。可追溯信息的有效传递是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关键，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会影响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二、实验设计 　　在本实验中共有22名被试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12人，对照组10人，被试者在实验组中要在“无监管环境”和“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被试者在对照组中需要做同样次数的试验，但所做实验均在“无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组12名被试者被分为A组和B组，每组6人。A组和B组分别随机挑选5名被试者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对其进行编号为：1-5号），每名信息传递者每轮实验前都会得到10枚虚拟实验币，另外1名被试者扮演信息监管者的角色。A组和B组的区别在于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不同，实验者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基本知识以及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告知B组的信息传递者，但是不告知A组信息传递者上述知识。A组、B组里的每一位信息传递者都按照相同的实验程序进行实验，具体实验程序以A组为例：A组中的5名信息传递者都要进行6轮实验，实验组织者在实验开始之前先向被试者宣读实验说明，告知被试者实验任务、实验规则、实验步骤等，待被试者充分了解实验说明后开始实验。第1轮实验开始时实验组织者都会发给被试者一份信息表（见表1）和一张决策表，第2轮实验开始时实验组织者会发给被试者另一份信息表（见表2），第2轮至第6轮均使用该信息表。两份信息表的内容有一定区别，信息表主要告知被试者在实验中的任务以及做出决策的依据、收益函数等，决策表主要用于信息传递者填写传递决策、实验组织者核算被试者的收益。在第2轮至第6轮实验中，信息监管者分别对信息传递者进行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