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不再分城里人乡下人.docVIP

如果有一天，不再分城里人乡下人 不知不觉，我们身边多了些飘着的人。街上的修鞋匠，家里的小保姆，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他们在城里打着工，做着生意，正在和这个城市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但，他们的根在哪儿？根――户口在老家，在乡下。而没有户口，往往就失去很多东西，比如，平等、待遇、尊严。 没有根，他们飘着，成了边缘人。边缘人多了，聚在一起，形成了边缘人的群体，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这成为90年代引人注目的现象。我去浙江村采访，看到的情景很独特，一家家老小拥挤在出租房里说着乡音，勤快地在小作坊做服装，熟练地奔走在王府井、西单。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人们在边缘状态存在着。 户口，是个什么？ 从小，我第一次知道户口给人带来的差别，是从我家农村亲戚那里。那时，我姥姥的娘家在黑龙江一个叫“三排七”的村里，常有亲戚来哈尔滨，多半是看病。我姥姥说：“你看菊花子穿的衣服，借了半个屯子，棉袄是老张家的，裤子是老李家的，鞋是老王家的。” “他们咋那么穷？” “他们是农村的，是农村户口。” 姥姥说不出为啥户口不一样。 后来我去了“三排七”。那是“文革”中，学校停课了，我父母随时可能受到冲击，姥姥就带着我和弟弟们去了那里。临走的时候，我妈给我带了一本我爸的旧苏联书，书名和作者名都很长。我妈说：“那儿没手纸，这个，你们上厕所当手纸用。” “那，他们用什么？” “用苞米秸啥的。” 那确实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很多舅姥爷，每个舅姥爷家都有很多小姨小舅。舅舅们看到我带来这样一本书，你撕几张，他要几张，把一本书给分光了。他们说，我们没有卷烟纸。于是，这本流落到村里的苏联书就成了中国农民的卷烟纸。 我的小舅小姨们多半没有我大，他们的名字叫小囤儿、二仓子，小眼睛儿、小邪乎、满桌子――意思是她是家里老四，炕桌有四边，生一个孩子坐一边儿，到了老四，满桌子了。 我问：“你家的锅咋生锈呢？” “没有油呗！” 睡觉时满满一炕都是孩子，舅姥挨个点一遍，缺了再到处找。在那里，我听到一个词――“旱”。舅姥爷说：“今年旱，没啥吃的。”在城市，只说下雨、天晴，从来不说“旱”，从来没想过天不下雨人会怎样。 那个夏天，我有了难得的经历，我知道了小舅小姨们的日子不一样。 后来那些年，姥姥常常带来三排七的消息。那里一直很穷，我逐渐看懂了户口对人的不平等。 农业户口、非农户口，从50年代开始实行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把人分成两大块。专家说，把户口分得这么清清楚楚的，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中国、朝鲜、贝宁。 初次听到这个信息，我有点受刺激。而接下来听到的故事让我感慨。中国社会科学院韩俊一直致力于农村发展研究，他对我讲了他家的经历。 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父母兄妹都是农村户口，后来因为落实政策，全家农转非。父亲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有三件：第一件是1949年解放；第二件是1979年儿子上大学，上大学就意味着身份变为城里人；第三件就是全家农转非。农转非以后，命运发生很大转机，周围的人们非常羡慕。有意思的是，后来，弟弟找了个女朋友，是农业户口，已经告别农村户口的家人心里有点不舒服。后来，女孩准备花上一万元买一个户口。这时，韩俊不仅作为哥哥，同时作为学者，心情不同了，他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反而觉得格外沉重。 这个经历，像一个故事，一个样本。农转非，仅一字之差，可一字千金。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城乡户籍之间诸多待遇差别，带来阻隔，带来鸿沟。《一丹话题》里讲的这个故事可能会让很多有相似命运的人想到自己。我更期望的是，对森严壁垒的户籍制度做一番思考。 韩俊不但会讲故事，更会讲道理。他对人口的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谈得入情入理：对边缘人现象，不能单纯地从市民、城市的角度看，更不能从部门的角度看，应该从全局的角度来看。 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人口不断流动的历史。没有人的合理流动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 面对强大的剩余劳动力的洪流，围追堵截，无济于事，但不能放任自流，要逐步有序化。 将来要对人口实行开放式管理，采取渐进式方法改革。 在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如果仍用旧的户籍制度来进行封闭式管理，边缘人，这种处于管理真空状态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才是将来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相一致的新的户籍管理法。 这些话是1994年讲的，20年后再看，我们想到了什么？ 当初我找韩俊做嘉宾时，曾打了一圈电话。先是从报纸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很有共鸣，于是记住韩俊的名字，找报社，找主编，找责编，找社科院，找办公室……终于找到了。 我说：“韩老师……”他说：“别叫老师，我比你小。” 这位年纪比我小的嘉宾相当成熟，在话筒前说话准确流畅到位，又接地气又前瞻，很有质量，摄像和技术把他评为“最上镜的嘉宾”。 在三期《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的最后，我很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们国家真的成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