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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罪辩护案件的困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尤其是无罪辩护依然从立法和实体上甚至程序上不尽如人意。本文从无罪辩护案件的困境―定罪和量刑程序的一体化来分析和阐述无罪辩护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关键词】无罪辩护，相对独立，量刑程序 一、当前我国刑事辩护的现状 我国96刑诉确立了“定罪”为中心的刑事审判制度，将定罪和量刑在审判程序上合二为一的做法，不单存在着影响独立审判的可能性，也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的滥用，从而导致案件审判显失公平。因此，2010年的改革中，确立了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律师的量刑辩护成为必经程序，从而使得以前刑事辩护中，定罪和量刑程序的混同。律师必须面对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尴尬困境。 二、我国无罪辩护的真正困因 （一）我国无罪辩护的尴尬。在进行无罪辩护的司法审判中，律师会为此进行两手准备，一是无罪辩护，最大限度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量刑辩护，它以无罪辩护失败为前提，当被告人被认定有罪，辩护人会从各种方面尽可能的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达到是被告人少受刑罚的目的。但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出现使得，无罪辩护的尴尬彻底的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也彻底的打破了，律师们常规的两道防线。简单的说“相对独立”：就是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之中。 （二）罪轻辩护的处境。其实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不单单只有无罪辩护处在尴尬的境地，在罪轻辩护中便出现了，上文提到的“充当第二公诉人的角色”。其实罪轻辩护实际就是一种无罪辩护，一方面容易得出辩护人“出卖委托人的利益”，客观上充当“第二公诉人”的角色，同时向法庭提供新的罪名，有有诱导法庭作出有罪的嫌疑，甚至将被告人至于死路。另一方面，法院在没有辩护人有效辩护的前提下变更罪名，使得法官也成为了“第二公诉人”。长此以往，便出现了，律师界的无奈和法院的各种堂而皇之的有罪推定。 （三）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不足。2010年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推出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其主要作用在于：再有罪的案件中在法庭量刑审理中，对于被告人的好处在于公正，公开，提高量刑裁判的透明度，能充分保障其参与、辩护权，提高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还能有效地限制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中却有着先天不足。 一是量刑规范化改革，将定罪和量刑两个基本的法律逻辑关系混为一谈，然而定罪和量刑是刑事诉讼法的两个中心环节，那么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定罪何来处罚，量刑是在正确定罪的前提下，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被告人刑事处罚多少，轻重的标准。而《量刑程序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使得“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无罪和罪轻案件中先天不足，也是造成律师在此类案件左右为难尴尬处境的根源所在。 二是无罪推定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违背无罪推定原则，是因为在法庭调查阶段以及定罪辩论后，尚未宣判前，就要求进行量刑程序，发表量刑意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同时，就如上文所述，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对于辩护人和被告人而言是一个美丽的法律陷阱，在无罪辩护案件中，如果辩护人不参与量刑程序，就等于失去了法律赋予被告人的量刑辩护权，如果无罪辩护失败那么就会导致量刑方面任由公诉机关摆布。 三、突破困境之我见 （一）突破困境的立法建议。 一方面从立法上来说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开设立是可行的的，在2010年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司法机关之所以确定“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而不是完全分离的，改革者认为：“量刑程序改革应从根本上使量刑公正地显现，换句话说，改革者担心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完全分离，造成诉讼效率低下和司法成本的提高。然而我认为，分开不一定会降低效率和提高司法成本。首先，无罪辩护案件本来就少。其次，在定罪审理时，大大简化了定罪审理的程序，反而提高了效率。再有，最大限度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最大限度实现司法公正，就算投入过多的司法资源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也可以增加被告人的服判率，减少二审，再审等一些列问题。另一方面作为无罪辩护的主要角色，律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阻挠律师会见的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因此要求对恶意阻挠律师会见的行为的给与刑事处罚、控方隐匿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甚至销毁，伪造证据的改成诉讼参与人，而不单单是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在无罪辩护的庭审中敢于说话，敢于诤言，同时简化律师调查取证的程序等等。假如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完善，那么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将登上新的一阶。 （二）突破困境的司法实践建议。 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缺一不可。与此同时，也是被告人和辩护人的两个重要的权利。因此，定罪和量刑的辩护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和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