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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历史大考 改革开放后的 30多年里，中国向贫困宣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 1978年到 2014年，累计减贫逾 7亿人。随着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倒计时。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十分艰巨而繁重，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期脱贫。”6月 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吹响了中国扶贫的决战号角。 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两条曲线，折射我国扶贫难度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扶贫无疑是最成功的，然而不得不承认，越是在最后，扶贫难度越大。 根据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广、仍是我国贫困的“多、深”主要现状。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7017万，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6个省区的贫困人口都超过 500万;全国还有 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 3个直辖市外，其余 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目前，全国还有 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7.7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不通客运班车，83.5万个自然村中不通沥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数 33万个，占 39.6%;贫困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弱、病、残的失能群体，其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重超过 40%，位列第一，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近年来的扶贫数据，呈现出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从扶贫资金上看，无疑是越来越多：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22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增加，2014年达到 433亿元，4年几乎翻了一番;但减贫人数却越来越少：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减少 4329万，2012年减少 2339万，2013年减少 1650万，2014年减少 1232万。两条曲线，折射的是扶贫难度的增加。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小康标准和西部地区的肯定不一样。”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 2020年，目前 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问题都能得到保障。” 扶贫“怪现象”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这种“政府越投钱群众越吃亏”的怪现象，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 在西部某地区，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项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 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 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 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 “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 70%的资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 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某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善。”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比如，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 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犯累，根本没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 精准扶贫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