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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一个关注底层的发声者 　　1998年至今，杨斌另类的公诉人之路走了二十余年。尤其在近十年，收获赞誉与掌声的同时，也伴随非议和质疑，她却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的事。从“周模英溺婴案”到“高玉山案”，媒体和公众看到更多的是她另类的感性，但杨斌以为那是“被放大”的自己，“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另类。”她说，当越来越多的人跟她做同样的事情，她所做的一切将成为共识。 　　底层的发声者 　　“悲剧已经发生，伤痛也许永远都无法愈合。很显然，无论什么样的惩罚都无法挽回被害人的生命、弥补被告人的罪过。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什么样的判决都不过分。但是，家中的孩子和老人依然等待她去照料，没有妻子和母亲的家庭即将崩溃。因此，综合全案情节、本案的复杂原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悔罪表现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鉴于被告人一直安分守己，克尽母亲的责任，其并不是一个本性恶的人，只因一时冲动想不开才做了蠢事，公诉人提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2005年，这份为被告求情的公诉词备受舆论关注，由于将自己生病的女儿溺死，来自贫困农村的周模英被控“故意杀人罪”。 　　在公众的认识里，公诉人应该是指控犯罪的，代表被害人一方，但检察官杨斌却替“杀人者”求情，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公众的不理解一度将杨斌推上风口浪尖。 　　让杨斌陷入非议漩涡的，还因她做了“检察官分外的事”：她动用自己“体制的资源”，将周模英的两个孩子送到了县城读书，还为周模英争取了一套房子。 　　有领导看完媒体的报道直接跑到办公室对她说：“我不赞同你的做法。”甚至有人在她的个人微博上留言：“公诉人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慈善家、不是政治家，杨斌是个好人，但她不适合做检察官，她更适合到民政部门、到慈善机构、到妇联去工作，她更适合做律师、做牧师。”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同情她？”面对体制内外的质疑，杨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试图为心中的疑惑寻找出口。于是，她再次捧起《悲惨世界》细读，不断反思。 　　但是，“这种质疑没有让我放弃”。她一直以来所信奉的“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仁慈”“司法的首要是良知”执法理念，因此更加坚定。 　　“慈善和助人难道是慈善组织的专利吗？救赎心灵是牧师的专利吗？”杨斌不满这种论调，她觉得普通人尚且能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力所能及地帮助人，“为什么我检察官的身份反而成为我行善与助人的障碍？这中间存在怎样的误区？”她反问道。 　　“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首先是一个人。” 　　事隔十年，当杨斌再谈起周模英案时，她内心已经显得非常平和：“很多人把犯罪的人都贴上了一个标签，这跟我们以阶级来论人是一样的。” 　　杨斌谈到，在她职业的初期，也曾把犯罪的人列入另类，认为被生活抛弃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但当接触到更多的案件，看到足够多的犯罪，她对社会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和认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但每个人都有向上的本能。” 　　对于杨斌来说，周模英案是一个里程碑。“正是在那个案子之后，我非常明确法律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它一定是建立在人的生存之上的。”她说。 　　从周模英案到高玉山案，杨斌似乎不断地为这些社会底层犯罪者发声，为他们求情，却遭受奚落：“辩护律师都希望遇到这样的公诉人，自己都不用开口说话了。”但事实上，这又不完全是杨斌，“那是被媒体放大的我”。她说，她所做的一切，都在法律框架之内。 　　法律内的坚守人 　　12月11日，采访从临近广州市检察院附近的咖啡店转至一家牛肉拉面店。店里年过半百的大爷眼尖，立刻认出了杨斌。我们落座没多久，他便端上了热腾腾的包子和菜肴，一个劲地叫我们吃。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店。”杨斌缓缓地说，给我们夹菜的大爷是这家牛肉拉面店的老板，也是她曾接手一个案子的被害人的父亲。 　　2008年，19岁的姜雄（化名）为了逃脱31元的饭菜钱，把一路跟随他要钱、年仅15岁的曾小华（化名）杀害了。 　　事发的当天晚上，身无分文的姜雄到曾小华家的店吃饭。之后，他称忘记带钱，要回家取钱。执著的曾小华一路跟随姜雄从五羊新城到珠江新城。见曾小华跟得紧，没办法甩掉，在一处僻静无人的草坪里，姜雄将曾小华杀害了。 　　“我当时很想救他一条命，毕竟，他才19岁，还是个孩子啊！”即使面对大爷，杨斌依然直言不讳。一般情况下，案子到了公诉环节，只要过堂一次就行，她却提审了姜雄四次，这打破了她提审犯罪嫌疑人的纪录。 　　提审的过程中，杨斌发现，姜雄是一个虚荣、好高骛远、幻想成功、拥有无上荣耀的男孩子。他甚至对杨斌撒谎说自己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家有奥迪汽车，曾在新疆乌鲁木齐武警部队立过战功。无论怎样，杨斌想要通过争取最大限度的赔偿来帮助姜雄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让他免除死刑。 　　为了核实姜雄说的话，几经周转，杨斌终于联系上姜雄远在山东老家的派出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