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 是“走出去”的先锋.docVIP

民营企业 是“走出去”的先锋 1984年，中银集团和华润集团联手收购香港最大的上市电子集团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首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先河。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始于21世纪初，即2001年8月万向集团收购美国NASDAQ上市公司UAI。 然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历程并不顺利。麦肯锡的统计数据表明，过去20年全球大型企业兼并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并购不成功。 为什么民企比国企更容易成功 2009年6月5日，中国铝业公司以195亿美元注资全球第三大矿业巨头澳大利亚力拓矿业公司遭力拓毁约流产。2010年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却正式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 国企的并购一般来说金额巨大，成本较高，因此失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再就是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国企是国家的企业，本身拥有行政级别，其政治色彩很浓，其经营者也由上级部门选派并在一定任期后另选他人。自2003年国资委设立、大型国企的改制基本完成后，以海外投资表现的“走出去”的成果即成了考察国企领导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样，行政的“政绩激励”和一定时期后（3至5年）的换届往往会使国企的经营者有短期化行为。还有就是，国企做的事情往往会被认为与国家的事业有关而上升高度，大力宣传。如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一案，完成交易谈判的新闻出现后，中方的官员、国家部委、国有银行纷纷表态支持，使本来就敏感的政治问题再次凸显。另外，国企部门臃肿繁杂，长期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缺少竞争力和效率，这都可能丧失原有的优势，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 相对而言，民营企业是在市场机制环境下生存发展起来的，其产权清晰，风险意识、机遇意识敏锐，决策果断，主动性和创新性强。这样，经营机制灵活，对市场反映敏感，就有了更强的国际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动力，易于完成开拓国际市场业务活动的任务。再有，民营企业一般都是做事不张扬、效率高，这反而使事情容易成功。 另外，民企相对国企政治风险小、全资收购多、收购目标小。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使目标企业所在国难以适应，以至于将事情复杂化。具体来说，目标企业所在国担心中国国有企业对当地企业的收购，特别是对大型企业的收购会垄断本国的经济，过分夸大所谓的政治风险，将中国国企的行为说成是“政治行为”。民营企业没有国家的政治背景，其产权私有的属性使它们的并购行为往往容易被看做是纯商业性质，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民营企业虽然也会有政治风险，但至多是提高收购价格，最后还可能收购成功。如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就曾提出该收购可能让联想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研发中心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用于中国政府，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使并购顺利进展，联想为此有意阻挠多付出了13.5亿美元的代价。 中国企业以海外并购方式“走出去”的建议 （1）将企业自身建立为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先将自己建成为跨国公司，在海外设子公司或办事处，寻求国外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当地资源，实现国际化的生产，并输出品牌。当然，在此期间就可以寻找资源互补的当地企业，以合资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待时机成熟时对外国公司开展收购。这样做的另一好处是，并购过程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该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提升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这样知己知彼，游刃有余地选择目标企业并购，成功的概率会大得多。否则，即使并购成功了，将来的整合等企业难题，也可能会使一时的成功再陷入失败。 （2）鼓励优秀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当先锋队。 “走出去”的形式有多种，从货物出口到对外直接投资，再到更高程度的海外并购，我们应当鼓励众多的民营企业去尝试。中国当前应选取的战略推进方式可为，尽量避免以业内龙头企业为首选并购对象，先由民营企业采取由小及大的并购业务、逐步积累谈判技巧及国际化经营经验，再由国企去并购海外行业龙头，即由“点”、“线”、“面”向“立体纵深”方向发展。民营企业“船小好调头”，有条件和能力率先走出去，堪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队。 （3）制定和完善海外并购的法规、政策。 中国逐步出台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规定很少。所以，首先应对海外并购中涉及的审批程序、外汇管制政策、金融政策、国家安全政策、信息服务政策、保险支持政策、税收政策等有关问题在法律上明确化、法制化、规范化。其次，考虑设立专业“境外并购基金”，由富有海外经验的成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牵头，吸收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政策激励的国有资本加入。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增加保险品种，探讨境外资产抵押担保的可能性，扩大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覆盖面，加强对外投资企业与风险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的联系，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降低海外并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