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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丰新法失败的管理问题探析 　　王安石在二次罢相之后，新法就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但在宋神宗的坚持下，熙宁新法在元丰年间依然坚持下来，直到元?v更化才被全盘否定，所以，人们一般把熙宁与元丰视为一体，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称为熙丰新法。 　　熙丰新法的内容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二是学校与科举改革，三是军事改革。 　　熙丰新法首先是从经济切入的，第一个颁布的新法是均输法。所谓均输，即对物流的调节，就其本质而言，是由国家掌握物流，剥夺富商大贾操纵物资流通并且操纵物价的权力。但是，均输法未能取得实际成效，《宋史 ? 食货志》谓“均输后迄不能成”。由于均输法未见成效，后来又颁布市易法管制市场，平抑物价，掌控牙行，由官办的市易务批发购销。在实际操作中，市易务变成收取息钱和市例钱的聚敛机构。影响最大的新法是青苗法，指在青黄不接的时节由政府给予民户借贷，以抑制民间高利贷。青苗法的本意是保证小民的生产与生活，所以在出台政策时规定借贷自愿，半年利率二分，目的不在为国求利而在惠民。青苗法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时效果还算不错，但在全国普遍推行时问题就出来了，不少地方官府出现了违法抑配强贷、粮钱折算坑农、到期催逼还贷等问题。建设性最强的新法是农田水利法，倡导垦荒淤地，整治河道湖陂。其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随之产生了不少政绩工程。还有一个争议较大的新法是免役法，即改差役为交钱代役。所谓差役，是指征用民户到衙门服役当差。差役按照户等科派，不但负担繁重，而且有妨农时。免役法就是由服役者交钱募人代役。免役法不失为利民政策，但在实施中也发生了问题，主要是确定户等时有权势者乘机转嫁负担，弱势小民吃亏。推行免役法时，引发了东明县数百户农民到开封府申诉，开封府不受，农民转而到王安石府上请愿，由王安石解释并答应农民要求方散。另外，为了平均赋税，还推行过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以地定税，本意在于抑制豪强，平均负担。但实施中多数走了过场。 　　在学校与科举方面，变法推行科举考试改革措施，在内容上变诗赋记诵为时务经义。“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又改组太学，推行三舍法，即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按月讲学，考试升级。 　　在军事方面，首先推出保甲法，将乡民由国家组织起来，十家联保，五十家大保，五百家都保。保丁习武训练，巡逻缉盗，维护治安，犯罪连坐。保马法规定，把国有马监的官马派给民户为国饲养，以减轻国家马政的负担。与军队直接相关的是将兵法。“将”是北宋的军队编制，全国各路设九十二将，将下分部，部下分队，一队约五十名士兵。所谓将兵法，是改革军队的编制和校阅方法，按路设将，选择经历过战阵的将领为正将和副将，统领一路的兵丁训练。正将、副将下设部将、队将，分级教习。 　　熙丰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反对声音一直未断。变法失败的原因，在史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从管理角度分析论证熙丰新法出现问题的论著还不多见。本文认为，熙丰新法推行中主要存在以下管理问题。 　　第一，目标和愿景问题。变法之前，王安石与宋神宗并未在变法将要达成的目标上取得共识。王安石的目标是把自己的才学贡献给国家，造就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尧舜之治。而宋神宗的目标很现实，就是“除历世之弊，振非常之功”。尤其是在对外上，平定西夏的叛乱，压抑辽国的强势，在契丹和党项面前挺直腰杆，“雪数世之耻”，成为一代英主。所以，他的目标是成就唐太宗式的帝业，再现贞观那样的治世，特别是获得周边民族拥戴的“天可汗”荣耀。“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宋史 ? 神宗本纪》）。但是，神宗毕竟没有多少儒学修养的积淀，更不了解世事的艰难。而神宗身边的元老重臣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多年的历练使他们老成持重，满足不了神宗快速变革的要求。于是他看重了王安石。对神宗而言，世人都看重王安石的学问文章，他独独看上王安石的锐气进取。两人虽然君臣相得，然而并非一心，却在励精求治上又相当吻合。王安石要成就圣王，宋神宗要建立帝业。二人目标上的差异，被表面的共同理想掩盖了。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使王安石在变法中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路，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也都带有振奋国威、富国强兵的功利追求，儒家的价值中心在民，而熙丰新法的价值中心在国。正是民利与国威的冲突，使新法成为众矢之的。而这种冲突的起源，在于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愿景不同。 　　第二，管理角色冲突问题。儒家在传统政治中的角色是政务的批评者。汉唐以来，儒家作为批评者已经定型而且相当出彩，到了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等前辈的言谏角色已经很难超越。但作为执政者，儒家尚未历练出成功的角色规范。王安石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试图实现儒者政治角色的转换。宋神宗需要的是一个总经理，但以往儒学所能造就的只有咨询师。细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