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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是“两只手”在起作用，一只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一只是政府看不见的手。庆幸的是，政府看得见的手没有伸到我的口袋里来。所以，政府对我是比较仁慈的，因为它管的是学历教育，对新东方的培训教育搞不清怎么管。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说法，不仅仅为中国的经济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中国体制改革的基础，而且，这个体制改革绝对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未来，中国最大的市场，一定不是纯粹的经济商业或金融市场。 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来自于市场思潮的改革，中国的思想思潮能否起到对市场推动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中国未来十年到二十年所有的领域是不是能取得发展和进步。因为，包括创新、创造，企业家精神、文化和社会的长久活力以及可持续发展，重点在于政府是否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所谓自由的思想市场，绝对不是思想的自由化。我们也不希望思想自由化，因为这是没有方向的，甚至是互相拉低对方，但思想自由或者说市场上的思想自由，确实是促发了我们的活力，促使我们用各种语言和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比如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和领域，都应该用增值税。在一些服务领域，人工成本并没有被认为是原材料成本，这些也采用了增值税，导致服务业的税收总量反而增加了，把责任转嫁给了企业，把负担转嫁给了更多可以创造财富的人群。新东方属于服务业，我对此深有体会。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民间行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基础薄弱行业，变成了竞争充分激烈的行业。 政府要想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把市场让给公开透明的竞争，让政府变成竞争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参与竞争，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政府最重要的是参与顶层设计，变成积极的促进者，但我们知道，现在政府有的时候还是在决定市场，而不是说让市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非常警觉地限制市场因素对非市场因素的肆虐。比如说，国有企业应该有战略领域和安全竞争领域，但充分竞争领域不要进来，那是在抢夺老百姓手里的资源。我认为，经济对政府的依赖，60%比较理想，而原来是100%，那么剩下的40%给了谁？移动互联和互联网的发展，导致部分企业突破了政府的垄断，尤其是对官方和民间以及民间之间的壁垒的突破非常地明显。现在，商业的改变已经不再是渐进性的改变，而是一个蜕变性的颠覆性的改变。 这种情况下你被改革或者是被颠覆了只能心甘情愿，但我们不能垂死挣扎，跟互联网有关的服务业的进步，我希望我能够产生基因突变。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包括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的好处就在于，突破了以往的壁垒，尤其是官方与民间，以及民间与民间的壁垒，最近微信红包和支付宝红包带来的支付大战已经体现了这种重大的力量。 第二，对客户的诚信，是商业的最高原则。坑蒙拐骗行为，不管在什么模式下，都是不可持续的。政府竭尽全力维护公平、公开、透明的商业环境不能变，这是我们信心的依赖，是我们愿意把企业做20年、30年、50年的依赖。再比如说，坚信任何创新突破和财富的创造能力，一定是在民间，绝对不是在政府和国企。今天，政府大量的创新基金，用在了政府的研究院，这是非常错误的，应该付给各种民间的力量。我跟教育部、教育厅打交道20年，我始终相信，中国未来有突破性的教育研发、教育研究平台，一定在民间。 任何一名企业家，都应该具备随时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并且改变自己的精神力量。千万不能害怕和退缩，因为人的恐惧不在于感知到了恐惧，而在于感知到了恐惧以后，依然还可以往前走。企业家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推翻自己，并且随时从推翻自己的废墟里面站起来，同时坚守企业家的责任。 以此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推动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建立，这就是当下我们应该做的事。 （摘自作者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的演讲，有删节） 俞敏洪 新东方创始人，著名英语教学与管理专家。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从北大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