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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竞争亚洲天然气中心 　　天然气交易中心建立主要有两点，一是放松对天然气行业的管制，二是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只有遵循这两点中国才有可能追上新加坡的脚步。 　　天然气市场面临的亚洲溢价，已经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亚洲尚未建设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天然气交易中心，为此中、日、韩，以及新加坡都着力打造天然气区域交易中心。 　　在这场竞赛中，只有轻资产的新加坡和重资产的中国，有一较高下的可能性。 　　日韩的“自我缺陷” 　　其一，亚洲天然气市场过度依赖LNG贸易，缺乏“气-气”竞争。亚洲主要天然气消费国，除中国自产70%左右的天然气外，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几乎不产天然气，国内天然气需求完全依赖进口。 　　同时，除中国通过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和缅甸、新加坡通过管道从马来西亚进口部分天然气外，乏有其他跨国管道。严重倚重于进口LNG，而进口LNG长期依赖形成的合同模式，导致其价格、市场缺乏灵活性，加之缺乏管道进口气和国产气，导致“气-气”竞争缺失，气价不能直接反映市场供求。 　　其二，由于历史路径依赖亚洲进口LNG的计价模式单一。亚洲LNG进口最初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从文莱和美国阿拉斯加进口部分天然气，执行的是0.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固定价格。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油价暴涨。出于保障供应的考虑，日本与新增LNG供应商商定了一种与日本进口原油清关价（JCC）挂钩的定价方式。这一方式随着油价的涨跌，几经变更，成为亚洲国家进口LNG共同采用的定价方式。 　　随着天然气作为一个独立的能源品种日趋成熟，与原油挂钩的定价方式日趋脱离其供求基本面。同时，LNG长期协议和目的地条款也制约了市场的灵活性。 　　其三，亚洲主要天然气消费国市场均受到严格管制。国际能源署（IEA）相关研究认为，考量一个天然气市场是否具备建成区域性天然气交易中心主要有六项指标：一是政府是否放松管制，不过度介入天然气行业？二是管输与终端销售是否分开？三是大宗贸易价格是否获准放开？四是管网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且对第三方无歧视性开放（Third Party Access，TPA）？五是市场参与者的数量是否足够多？六是金融机构是否介入天然气市场？ 　　所有这些指标均指向政府放松对行业的管制，或是放松管制后的产物。 　　当我们以这六项指标来衡量亚洲主要天然气消费国，会遗憾地发现，无一可以全部满足。中国自不待言，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条件也不成熟。尽管日韩两国天然气市场相对成熟，但由于两国的市场局限性明显，显性隐性管制也无所不在。 　　一方面，天然气在两国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两国均将保障供应放在首要位置予以考量，并通过国有或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财阀来控制天然气产业，如韩国的韩国天然气公司（KOGAS）就由政府控制，而日本的LNG进口商（七家电力企业，八家燃气企业和数家工业企业）几乎都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有形的手可谓无所不在。日、韩两国尽管经过多年改革，但未有根本改观。 　　另一方面，两国的天然气市场气源在外，但国内市场与外界基本隔绝，尽管其市场规模不小，基础设施较为成熟，但开放程度有限，日本在大宗贸易价格层面已经放开管制等，影响只及于国内市场。而且，由于两国均未发展形成一套拥有广泛参与度的能源金融交易平台和天然气金融衍生产品，很大程度上导致两国也都是国际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唯有新加坡却因其市场规模小、资源匮乏而别辟蹊径，在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方面先行一步。 　　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区域历史与地缘政治现实也导致亚洲LNG进口国之间的合作障碍重重。相比较于欧盟和北美地区，除东盟外，亚洲共同市场的建设还为时尚早。因此，尽管亚洲各国采购全球超七成的LNG，但亚洲买家并未能像国际石油进口国那样抱团，组建IEA这样的组织，协调立场，维护自身能源供应安全和利益。 　　2013年日本联手印度试图组建LNG进口国组织，但单从其选择与印度联手即可见一斑——中、韩两国并未获邀，其中既有日本对其二战的侵略历史立场含糊，东亚各国对其心存芥蒂有关，也有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未见得乐于见到日本与中国在天然气等能源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尤其是在其由天然气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的背景下，亚洲LNG进口国联合起来，对其并非福音。 　　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最早批准的几个LNG出口终端，其主要出口对象即为日、韩、印，中国暂时缺席。另外，更有现实竞争的考虑。日本与中国在东北亚围绕俄罗斯出口天然气管道走向进行了多轮拉锯战。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也一直被誉为龙象之争。很难想象几国之间能够左手角力，右手言欢。正因为此，迄今为止，亚洲在建设区域天然气交易中心方面，尚无特别建树。 　　新加坡的“轻资产优势” 　　熟谙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的人，每论及天然气价格必提美国的亨利枢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