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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担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第四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所作的主题发言《国有企业的外部性》中谈到：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国有企业的外部性一是严重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二是导致严重的道德危机。“如果不能够使得国有企业真正的退出大批经济领域”，“中国未来的倍增计划可能没有希望”。中国今天严重的道德衰退、道德堕落与国有部门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断定国有企业的比重只有降低到10%以下，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倍增计划。 这种情绪化的批评大有将国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感觉，着实是一个既不符合国情逻辑，又不符合事实逻辑的伪命题，是一种极不负责任、十分有害的观点。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谓“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 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观点，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彼得？德鲁克承继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可见，“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创新和担当，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是没有所有制区分的。 航空母舰正式交付使用并成功完成国产舰载机起降，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一飞冲天，“神九”与“天宫一号”首次载人交会对接，“蛟龙号”完成7000米深潜试验及科考作业，北斗区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TD-LTE-A正式被国际电联确认成为全球第四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981深海钻井平台顺利开钻……在国防军工、能源、冶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国有企业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快速提升了国家发展水平。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特高压和智能电网、高速动车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和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建设，都是由国有企业承担完成的。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国有企业与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崛起。在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企业是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毋庸讳言，一些关系国家战略和安全的重大工程和研究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多数民营企业无力承担也缺乏动力承担，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承担，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截至目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全部由中央企业获得，绝大部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也花落国有企业。正是创新精神的释放造就了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个奇迹，毫无疑问，这些重大创新项目，是国有企业竞争力、影响力的体现，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充分彰显。 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私有制，它们的发展却远不如中国。苏联东欧剧变后，俄罗斯等国家实行了彻底的私有化，经济发展速度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降低了，更无法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提并论。有资料显示，过去10多年间，国企实现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2.19万亿元。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69家中国内地企业赫然在列，其中有54家国有企业。中国企业集体崛起，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其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2“感动中国”人物、“航空报国英模”、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34岁就进入了企业领导班子，36岁就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罗阳的带领下，中航工业沈飞科研生产连创佳绩、民机产业走向世界，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6%，利润年均增长34%，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企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他献身航空三十载，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航空事业，为航空工业的发展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用辛勤和汗水铸就了一座座丰碑，用生命践行了“航空报国”的铮铮誓言，是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罗阳精神”成为“企业家精神”的完美彰显。 事实如果真的像张教授所言“国有企业内本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是按照企业家精神或者不能按照企业家精神做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家以及国企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国有企业内部大量的政治斗争”换来的吗？ 张教授还有一个说法，“中国今天的道德堕落与国有部门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这实在是太耸人听闻了。国有企业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同一事物，由于立场、观点和理论基础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用西方经济学和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以国有企业为“领头羊”的中国企业集体崛起，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般来说，道德危机起源于商业危机，其实质是为了避免淘汰并保住现有利益，采用了有悖于道德与人性手段。张教授说，“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他们享有的特权民营企业没有，他们能得到的资源民营企业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要让人们有一个真正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