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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主体则是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直观现状：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低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却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较长时期（即一年有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人员，包括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就农民工市民化而言，本文界定为“在城市从业的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这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层面的市民化，即有较稳定的工作，职业由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员工；有能够支撑其本人及家庭在城市基本生活的稳定收入，有较稳定的住所。二是政治层面的市民化，即农民工在选举参与、社区管理、城市管理方面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政治权利。三是社会层面的市民化，即在户籍等管理制度上其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在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生活。四是自身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转变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其与城市生活相适应。 　　农民工市民化渠道窄、程度低 　　《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湖南农民工总量达到1470.8万人，占全国26261万农民工的5.6%。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和抽样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个特点： 　　市民化渠道窄。从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由于现有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中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城镇户籍往往意味着社保、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城市待遇，这使得农民工的市民化绕不开户籍制度。就户籍制度而言，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户籍城镇化带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而完成市民化。这种市民化方式，门槛较低，转化人数少，部分人在转化为市民后心理上和素质上还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二是通过农民工先融入城市生活，再实现户籍转化，最终实现市民化。这种市民化门槛较高，限制条件较多，受益范围小。 　　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外出受雇农民工中还有近五成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障方面，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为12.7%、25.7%、14.4%、7.5%、4.7%和3.1%，总体参保水平仍然偏低。居住方面，有超四成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既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仅为43%。根据相关研究，以50%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湖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50%的分界线低7个百分点，处于较低水平。 　　研究结果：不同农民工群体具有不同特点 　　分析和评价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仅靠一两个指标难以涵盖，本文选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一级指标及多个二、三级指标组成，力图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作出准确判断。 　　经济支撑远超其他指标 　　经济支撑度较高，达到55%。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其中相对收入水平较高，达到66.5%，较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自我认知度较低，为48.1%。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比例偏低，受访的农民工中仅有37%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 　　社会认同度偏低，为36.1%。本次调查显示，业余时间一般和城里的朋友一起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1%，经常参加或一般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3%，只有27.5%的农民工认为城里人对自己没有偏见。 　　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度最低，仅为31.8%。据2012年湖南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有12.7%、14.4%和7.5%。在本次调查中，仅有7.4%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享受过住房补贴或廉租房等住房保障政策，仅有14.7%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地的选举或被选举活动，仅有15.2%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居住地社区的管理活动。 　　年轻有文化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 　　不同年龄群体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综合指标和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维度方面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最高，为46%。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市民化程度在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四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中得分都最高，分别为56.4%、37.4%和41.1%；其次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高，为43.6%；第三是40～49岁的农民工，为43.1%；最低是30～39岁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