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我不愿再被人家当花瓶了.docVIP

秦伯益：我不愿再被人家当花瓶了 　　作为我国近1500名两院院士中的一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近日备受关注。年满80岁的他向所任职的北京林业大学提出退休意愿，但校方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他特别羡慕比他大1岁、已经退休9年的秦伯益，因为后者是唯一一个被正式批准退休的院士。日前，秦伯益接受央视采访时解释说：“我厌烦了，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 　　“专家论道，名士行吟，有沛然文采，兼儒雅精神”，这是网民对秦伯益院士的一段点评。秦伯益学养深厚，博古通今，其文史功底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卓尔不凡。有人统计过，在他一篇不足4000字的文章里，引用诗词多达10余次，引古典竟达30多处。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浓郁书卷气质的文人，却身处军旅与一般人眼里深奥枯燥的毒理、药理打了一辈子交道。 　　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 　　在有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人文传统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秦伯益接受了5年正规而严格的医学教育。在我国药理学先驱张昌绍教授等人的影响下，临近毕业时，他强烈地萌发了想从事药理学、研发新药的念头：“抗生素发明前，手外伤感染后不少人的手要被切除，可是青霉素发明后，很多人的手就可以保存下来！” 　　毕业时，教育部给了上医一个去苏联留学的药理学名额，秦伯益有幸被选中。“如愿以偿，喜出望外”的他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副博士学位论文，得以提前回国。对回国的工作，秦伯益曾做过种种设想：或搞教学，或做科研；或在首都，或到基层……但唯独没想到会分配到部队里。命令下来，别无选择。怀着一腔报国的责任感，秦伯益走进正在铸造“和平盾牌”伟业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此投身于国防工业毒物、军用毒物、神经性毒剂预防药物等的研究中。 　　从1960年到1980年，整整20年，他基本上与世隔绝。在接受了保密和奉献教育后，他基本没有参加过国内外学术活动，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70多篇科研总结至今深锁保密柜。 　　“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秦伯益用这句诗记录了自己以及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埋头苦干、不计成败利钝的虔诚和痴情。 　　1965年至1972年，由于政治运动，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恢复科研工作甄别平反时，很多人为了平反结论上的片言只字而上下奔走、劳神费力，秦伯益却心疼那逝去的7年宝贵时光，任凭组织去纠正，自己则“专心致志，别无他顾”地埋首科研。这使他一口气在15年里做出了3项获得国家级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 　　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 　　科研上的突出建树为秦伯益赢得了一连串的头衔和荣誉：1987年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88年领少将军衔；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当他人向秦伯益投去羡慕的目光时，他却开始以人生和社会意义来考量权力、地位和名衔的价值。 　　院长上任伊始，他曾在全院干部会议上讲过3句话：“我没想当官，我不怕当官，我不怕丢官。”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秦伯益并不排斥当官，他说，“做官，需要特殊的本领，即管理科学。能够把做官与做学问和谐地统一起来，为民造福，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全军最高医学科研机构的领导位置上，他当了3年又3个月的“官”。为了突破医科院发展的诸多“瓶颈”，如发展模式、科研体制、人才建设等难题，他深入实际，内研外调，写出了4万字的形势分析报告，明确了医科院今后发展的方向。 　　当选院士后，他同样抱着求真务实的热情投入工作。在当选院士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医药界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社会兼职一度达到了二三十个。但渐渐地，他的目光开始变得凝重起来，他发现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简单，“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在发表于2002年《光明日报》的《院士不是花瓶》一文里，秦伯益不无自嘲地列举了自己作为院士的种种尴尬：“开大会时请我坐主席台，让大家见见面；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新闻发布会上请我正襟危坐，让记者扫一下镜头……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 　　当地位和名衔不能让他真正发挥人生价值，相反却成为心中的负累时，他毅然作出了不当“花瓶”的选择。他开始不断打报告请辞，第一个报告他辞了6个职务，第二个报告去了8个。与此同时，他多次表示“谢辞各种应酬，社会兼职只退不进”，并声明“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情”。 　　2005年，在他72岁时，秦伯益正式获准退休，成为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唯一获准退休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退休计划，他早早就做好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秦伯益回忆称：因为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我们院里做不了主，总后政治部也做不了主，总后党委也做不了主，不知道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