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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由贸易区差异全球贸易链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在自贸区成立以前，我国就设立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主要是对接港澳台，从这些地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现在的自贸区主要起到南北呼应的作用，重在升级与自我转型。 　　30多年前，在上个世纪，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南海地区圈出了珠海、深圳和汕头，在东海选出了厦门，一共成立了4个经济特区。决定在这4个地方实行特殊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开展特殊管理，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四个经济特区承担了国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试验田”、“窗口”的使命。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序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厦门对面是台湾，深圳对面是香港，珠海对面是澳门，很明显是为了迎接后来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回归而做的准备，而汕头是特殊的例外，它“对面”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当初上海没有被选为经济特区也是因为上海不像这4个地方有那么明确的指向。 　　主要设想为引进资金和技术打开一个窗口，借此推动国内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始较为保守，在特定的区域里引进海外华侨投资，而后再开放为引进外资。然后通过加工、包装、出口，以此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再用外汇收入为资金，购买引进一批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最终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 　　现在的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仍然对应着港澳台。福建对应着台湾，广东对应着港澳，面对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在这一地区或有可能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包括广东、香港、澳门、福建、台湾在内。在第二批获批的福建、广东、天津三个自由贸易区中，广东地区毫无疑问将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毗邻澳门和香港，便于和这两地对接。对台的交流合作又需要福建自贸区这样一个平台。 　　这里可以看出与经济特区的布局不同的是，在目前自贸区的布局中，多了天津和上海。 　　（二）问题与意义 　　目前的四个自由贸易区有各自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功能定位。它们的使命不同，以前的经济特区是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而现定义的自贸区是需要在新常态下，主动应对全球化的竞争。我们从被动变为主动去开创发展格局。今日的自贸区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开展的试验。四大经济特区是在开放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设立的，1978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十；1980年，中国GDP占全世界1.72%，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的0.93%。当时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量在全世界都不算领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经济特区开始实行先试。当初的经济特区是处于被动地位，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而进行的试验。那时中国，通过四大经济特区，以特事特办的方式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进行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来尝试一些与国际相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当时设立经济特区的主要任务。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高速但粗放的增长，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旧常态”。再看看当下的中国，俨然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无论是GDP总量还是贸易总量在全世界占比都早已突破10%大关。中国经济也正式宣布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之下，是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和高标准的改革。 　　四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也不同，经济特区是对标港澳台的小经济体模式，而自贸区是作为对标美日欧的大国经济体模式。在中国，经济上真正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城市仍是上海。当初设立经济特区没有纳入上海也是当初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个遗憾。引进的市场经济主要是小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如果把上海列为第一轮改革开放的试点，结果也许会不一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形象的上海，它对应的可能是美欧日，那么那将是大国经济体模式而非小经济体模式。当年经济特区引进的小经济体模式的一个典型形式即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但这种来料加工贸易形式在后来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严重；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本地化”、“国产化”的动力；企业主要依靠“出口退税补贴”而非外销利润的获取。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在30多年后，新一轮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从上海自贸区试点开始。经过前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必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全方位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力。中国面对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需要的是能应对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大国开放战略，只能把TPP所谓的高标准规则，例如，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劳工标准、服务业的全面开放、环境标准等等这些美国要边缘化中国的新规则，变成我们新一轮改革的方向。我们需要的是制度上与发展上的创新能力。怎么能够把中国的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上海、天津等自贸区试点需要完成的使命。 　　四个自贸区的着力点不同，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