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三中全会“价格闯关”失利后的治理整顿.docVIP

十三届三中全会“价格闯关”失利后的治理整顿 1984年1月24日，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原来是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现场。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84年3月，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突然把眼光瞄准了8月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上，他得到讯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开会决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他给自己的新产品起名“健力宝”，又说动深圳的百事可乐公司同意为他生产易拉罐。随着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15块金牌的骄人战绩，“中国魔水”的名头一夜而为天下知。 1984年12月，张瑞敏临危受命，接任当时已经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第二年，他抡起大锤砸了质量不合格的76台冰箱。 1984，一个因为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总被和极权主义联系起来的年份，在中国却成了“公司元年”。密集而爆发式的破茧而出，是高层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讨论成果在民间的折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 进入八十年代，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当时，在党内享有与邓小平几乎同等地位的元老陈云仍然主张计划经济。他提出“鸟笼经济”，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形象一点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应该像一只鸟，可以飞，但不可无控制，要把它装在一个笼子里，计划就是这个笼子。但是，不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中国经济就无法往前走。笼子里的鸟能飞得高飞得远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新概念。后来有人曾解释说：“所谓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由于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接受不了，我们才先把市场经济叫做商品经济。”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概念被提出后，得到了各方的认可。经济还是“有计划的”，但是又是具有新活力的。按照陈云的话，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八十年代初期，中央的工作作风比较民主，特别是重视年轻同志的意见。1982年到1983年，中央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会议，经过认真细致的研讨后，逐步认识到“计划也好，市场也好，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必须覆盖全社会。一切的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此为导向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没有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 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这些新的探索在旧的体制下受到很大制约。按照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各种原材料都由政府控制、分配，企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双轨制”的实施给市场留下了余地。当时党内高层基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计划经济不可能覆盖全社会，必须留出一定的市场空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找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中间点。这个设想连一向强调计划经济的陈云也觉得可行。就这样，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胡耀邦等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各种探索，最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概念。”市场在这里不仅仅是产品市场还有原材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一套宏观调控机制。这套机制不是政府靠行政命令而是靠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和手段去调节市场，比如利率、债?等经济手段。 在这些新的设想逐步提出、新生事物逐渐发展成熟之后，中央决定用一个正式的整体方案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推向全国。从1983年开始，国务院就搞了一个班子，研究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应运而生，这个新机构就成了推进经济改革的发动机。在邓小平等高层的支持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该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1984年10月的一天，上海五夷路174号门口排起了长队，中国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股票在此发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从此揭开了资本市场的神秘面纱。 厂长经理负责制 早在1979年，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小说讲述了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主动要求到机电厂任厂长，上任后他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生产局面迅速改观的故事。 实际上，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并不是中国首创。苏联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实行了经理负责制。邓小平早就看到企业不能集体领导，不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