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升华：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docVIP

压抑升华：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摘 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他发自生命深处的认识结晶，这一观点阐释了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实质是在抒写自己的生命体验，而作家的生命体验源于其受到的现实压抑，形成一种“悲愤”的心理，这一心理促使作家有一种不得不表达的需要，然后作家将这种压抑进行提炼、升华，最后借助文学这一载体，将其悲愤心理写出。这样“用心”创作的过程会促使作家创作出不朽的文学作品。 　　【关键词】发愤著书；抒写；压抑升华 　　一、“发愤著书”?承上启下 　　司马迁，字子长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主要的文论观点有二，其一为《史记》中专门对文学家列传并对此展开的作家论，这推动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其二为“发愤著书”说，这一观点有着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深刻揭示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尤其是文艺与生命的关系，司马迁在受到政治打击后，他将胸中的一腔悲愤转移，放到著书立说中去，写出了不朽的著作《史记》。 　　可以说，“发愤著书”说这一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及此观点：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至于麟止。自黄帝始。[1]发愤著书的思想可谓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接《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孔子的“诗可以怨”说、屈原提出的“发愤以抒情”以及《淮南子》中的“愤中而形于外”；而东汉桓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论及冯衍时指出“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唐代韩愈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宋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陈师道的“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清朝诗人赵翼在《论诗绝句》中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大学者王国维的“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等等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引申和发挥。宋、元以后，小说创作日趋繁荣，很多人又认为优秀小说也都是发愤之作；如李贽说《水浒传》的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发愤之所作”，金圣叹说《水浒传》作者“发愤作书”、“怒毒著书”，是“天下无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议”，陈忱说他的《水浒后传》是“泄愤之书”，张竹坡说《金瓶梅》作者“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蒲松龄说他的《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等等。上述种种都是“发愤著书”说开启的后代关于此说的论述。纵观整个“发愤著书”说的发展史，虽然其提出有前人的思想基础，但是更多的是司马迁自己人生的遭际、体验的提炼、升华。 　　“发愤著书”说中最闪光的，同时也是最引起人关注的地方就是其触及到的“文学与生命”的命题，文学亦是人学，所以，文学作品中应该有一种生命意识，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作家倾注了自己内心情感的作品，应该是抒写作者心曲的作品。司马迁在遭受到政治的打击和生命的坎坷后内心必然郁结，转而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动力――悲愤，然而面对悲愤司马迁并未采取极端的方式处理，而是将心中蓄积已久的悲愤转移，进行生命的升华，放到著书立说中去。可以说司马迁的作品以及有其作品衍生出的理论均源于其生命的体验，与其说他是在写历史。不如说他是在写他的心曲，其实司马迁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很多艺术品能够长久不衰，覆盖面不管是从纵向长度还是横向广度来说都能够达到相当的水平，以及很多文学作品“短命”的原因，即：是否在抒写自己的生命体验。这也将成为判定一部作品好坏、是否感人的“试金石”。 　　二、“发愤著书”?压抑升华 　　“书写”和“抒写”两个词都是动词，都含有“写”的意思，但意义及用法有一定的区别，“书写”的两语素是同义联合，就是写的意思。[2]（第289页）“抒写”两语素间是并列关系，意思是抒发和描写。[2]（第290页） “书写”即指写（字），仅仅是“写”的意思，而“抒写”则指表达、描写，含有比喻义，常用于含有褒义的抒情语境中。[3]一个作家想要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就在于其是否抒写其内心的真情实感而非单纯的书写事实，那样的作品只是表现现实，没有情感意义。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落入困顿吗？我以为从这过程中，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4]当一个作家受到现实的打击、压迫时，心中的压抑和郁结便会形成，这种悲愤的心理能使作者更深入地思考社会和人生，看清楚人生的真面目，从而形成一种不得不表达的需要，当然这并不同于在作品中宣泄自己悲愤的情感，而是将这种情感升华，升华为一种生命体验熔铸于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