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王世襄： “玩儿家”玩出学问.docVIP

奇才王世襄： “玩儿家”玩出学问 　　王世襄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儿家”， 雕塑、建筑、漆器、家具、竹刻、绘画、铜佛、鸽子、蟋蟀、蝈蝈、大鹰、獾狗、乐器、美食……他涉猎之广，研究之深，让众人难以望其项背。 　　早在十年前，2003年嘉德秋拍“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就已让众人窥见一斑。作为不可多得的文物收藏家，王世襄的收藏与众不同，这使得他的收藏成为藏界的代表符号。这些藏品一旦被拍，便一入藏门深似海，很少再在市面上露脸。这十年来，见诸拍场的俪松居旧藏仅有“大圣遗音”唐琴、六朝铜狮子卧像、明张仙铜造像等，还有匡时拍卖推出过的铜炉专场。其拍卖结果也无悬念，基本上都是当年成交价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其中，2003年“大圣遗音”以891万元创当时古琴拍卖的世界纪录，而当它2011年重现江湖时，最终以1.15亿元成交。时隔十年，中国嘉德将在11月中旬举行的2013年秋拍再度呈现王世襄旧藏。不难想象，同“大圣遗音”类似的情景一定会再次上演，但却与王世襄先生在世时决定拍卖藏品的初衷相去甚远。 　　收藏不是占有，是理解 　　王世襄爱物件儿，他曾有个外号，叫“柜人”。1976年唐山地震，震后第一天夜里，王世襄院子里的东厢房掉下一块屋脊，第二天，周围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物件儿，便在他家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勉强能把腿伸直，在连续数月的防震期间，他当起了“柜中人”。 　　虽然如此，但王世襄却对收藏有着自己的认识：“我不是收藏家，作收藏家必须要有实力，有钱，才能买。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这捡一点，那捡一点，也许这件东西不值钱，可是我觉得它有其意义，就收下来了。很多东西买来时，已经残破了，到我手里把它修复。找人修复的过程中，我看老工匠怎么修，怎么做，像一个小徒弟似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很喜欢我，大家熟悉了，有时候买点肉，买点烧酒，一块吃，就交上朋友了。我便问这问那，记录下来，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书上根本找不到的。” 　　虽然王世襄被称为“玩儿家”，但无论哪一样玩意儿，在他的手里都玩儿出了学问，才有了他的诸多作品，如《明式家具研究》 《髹饰录解说》 《中国古代漆器》 《竹刻艺术》 《说葫芦》 《蟋蟀谱集成》 《中国画论研究》 《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收藏家马未都曾如此评价这位长者：“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当时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王世襄说，如果不是因为陈梦家自杀，他可能不会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在王世襄看来，人与物，聚散有时，“文革期间，街道上都是娃娃，都是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看见文物就砸。我想不如找自己本单位，由单位的人抄去，他们会上交，不会毁掉。至于是不是我的，我不在乎，抄家的时候，我脸不红，心不跳。所以我对收藏有另外一种看法，不是说我拥有多少财富，我是要理解这东西，对这件东西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评价，从它身上可以得到什么知识，或者解释出什么。” 　　耄耋之年，王世襄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自己藏品，“我岁数大了，我愿意把我的收藏自己处理掉。如果送给博物馆，博物馆的管理员不一定懂，保存得不一定好。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没有感情，也不爱好。不在于多少钱，要紧的是对这些东西的理解，知道它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它是怎么制作的，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工艺，解释中国的文化，解释中国的历史，这样更有意义，而不是要占有。” 　　家里的条件，也使得王老先生不得不考虑为毕生的收藏找一个安稳的去处。“我家里已经没法子存放这些家具，我那老房子后面都是小厨房，后院有五个小厨房。如果哪个厨房一着火，房子完了，家具也完了。我此前跟文物局说过，他们说，我这家具很珍贵，但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把那五家搬出去，最后只搁几个灭火器了事。我怕万一出事，我便不能再替国家保留这些东西。东西厢房本来都是我家的，后来给房管局占了。谷牧带着陈希同上我家来，我想把那两边的厢房要回来，摆些东西陈列一下，人家来了也好参观。但一提到这房子的事，他们再也不来了。” 　　王世襄1914年在北京东城芳嘉园胡同一所四合院出生，在这里生活了八十多年。四合院从大宅院变成了大杂院，最后更逃不过拆迁的命运，夷为一片平地。 　　1998年，王世襄将珍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200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了好友、香港商人庄贵仑，条件是，对方将它们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据说，王世襄只提了一个要求：“价钱你看着给吧，够我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他这样解释：“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