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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外部董事制度的掣肘难题 　　外部董事，顾名思义，是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的，是指国有控股股东依法提名推荐，由任职公司或控股公司以外的人员（非本公司或控股公司员工的外部人员）担任的董事。这与另一个概念独立董事有点类似。 　　从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决策的执行公开、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业绩提升等方面，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有着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则更多地表现在来源、数量和利益关系上：从产生机制来看，独立董事由股东大会投票决定，外部董事则由国资委直接任命；从数量上对比，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央企董事会则要求外部董事数目过半；从利益关系上看，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外部董事则代表了出资人的利益。 　　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出资，而作为出资人的国务院国资委一方面要管理公司，另一方面也要行使作为出资人的相关权利，这样就容易导致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决策人员和执行人员的人员重叠，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出资人的利益，且极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人情交易等问题，进而严重损害出资人的利益，造成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务院国资委才开启了国有企业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改革的序幕。此次改革与之前国有企业董事会改革最大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其核心内容，在于建立了外部董事制度，这使得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开始由“管理时代”向“治理时代”过渡。这也是这次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所在。 　　如果说宝钢成为外部董事制度第一个吃螃蟹者而备受关注，那么，苗耕书、刘存周和刘本仁等这些外部董事陆续担任中外运集团、中国医药集团和中冶集团的董事长，则开启了另一个先河，外部董事开始走到更大的舞台，展现在聚光灯下。相应的，这些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公司由过去的“一把手负责制”，转向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十年来，央企董事会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经验，在此不再详述，我们仅从分析问题的角度出发，旨在剖析推行改革十年来遇到的主要问题，并试图探索解决之道。 　　掣肘问题一：考核与薪酬 　　外部董事的考核问题，国务院国资委和各地方国资委从未停止过探讨，最近的一次是今年1月份山东省出台的新规。这份由山东省国资委和社保基金理事会联合制定的《山东省省管企业外部董事履职评价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201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为2年。根据本《办法》规定，外部董事履职评价要点分为职业操守、能力素质、勤勉程度、专业贡献四个部分，占比分别为10%、15%、30%、45%。外部董事履职评价得分按百分制计算，依据企业内部评价得分、股东会评价得分，各按50%折算确定。外部董事履职评价结果有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其中，履职评价得分为90（含）分以上的为优秀等次，80（含）分以上至90分的为称职等次，70（含）分以上至80分的为基本称职等次，70分以下的为不称职等次。 　　《办法》规定，外部董事履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当年度履职评价结果应确定为不称职等次：一是外部董事本人年度内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不足总数二分之一，或者连续两次未能出席董事会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二是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或者明显损害股东、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且造成不利后果，外部董事未提出反对意见。 　　据山东省国资委介绍，外部董事履职评价结果将作为其解聘或者续聘的重要依据。其中，专职外部董事的履职评价结果与其薪酬挂钩。对外部董事责任追究可采取三种形式，一是经济处理，即责令退还不正当经济利益，扣减薪酬以及承担其他相应经济赔偿等；二是组织处理，即采取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检查、解聘（免职）等方式处理；三是禁入处理，即因责任追究给予解聘（免职）的，5年内不得担任或者聘任山东省管企业董事职务。 　　山东出台的《办法》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相对统一的方式，国务院国资委的一贯主张也是由国资委制定原则，本公司董事会执行考核。那么，就外部董事而言，是不是有了自己考核自己之嫌？这点也是备受诟病的。相应地，薪酬亦如此。 　　2009年4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指导意见》，同年12月29日，国务院国资委又印发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指导意见》。这两份制度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具备条件的中央试点企业开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原则对公司高管进行业绩考核，并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薪酬管理的原则和规定来自主决定企业高管的薪酬。国务院国资委规定的条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以下两点：第一，董事会外部董事人数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第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外部董事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