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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经验与行政模式 　　我国是世界上重大地震异发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5.12汶川地震”突发，生命财产损失极重，次生衍生耦合风险因素叠加，比如：重灾区城镇乡村建筑集群、灾民生产生活设施顷刻坍塌在废墟瓦砾之中，交通、通讯、水、电、汽等社会生命线崩溃， 生态环境面临传染性疫菌的浸淫等等。但两年后的今天，原重灾区新现代化建筑集群林立，城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灾民生产生活恢复和谐有序，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无疑，这种灾后重建迅速、高效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奇迹，得益于灾后重建系统工程的制定和建设。研究“5.12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系统工程制定和实施过程，可以看到我国政府人本化的科学决策水平，求实、务实、先进的政策法规体系和行政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政体的核心价值，体现了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综合协调处置能力，验证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水平，展示了伟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力，人民分享到了“一案三制”建设的成果。从某种角度上看，“5.12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系统工程，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在科学运筹海量人财物力上，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体优势上，在国家大型系统工程的立项施工建设上，比历史上“万里长城”的修建还要伟大，比“都江堰”工程还要恢宏！ 　　国家政策法规高效出台、配套、环环相扣，突破体制机制瓶颈“5.12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不是一个层次、一级政府、一个行业、一个区域的事情，而是涉及到灾民临时安置，伤员医治，三孤安置，恢复生产，灾民长期安置，城镇乡村社区或家园重建，教育恢复，重建献策，心灵重建，四川旅游重建，民众心理疏导，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专业系统；涉及经费来源和保障；涉及科技支撑和产业发展；涉及法律、保险和相关政策机制；涉及重建人才团队和建设建筑规划机制；涉及科学理论基础等诸多体制。因而， 灾后重建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集社会管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等综合管理为一体的系统工程。 　　（一）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是灾后重建最根本的基础 　　这个系统工程的关键点很多，主要是援建的政策法规体系，援建的行政组织架构或模式，援建的目标、方针与责任属性；难点很多，主要在于援建理念、新旧文化习俗观念的冲撞，新型城镇乡村社区建筑规划设计施工的坐标体系；风险点更多，“关键点”和“难点”解决不好都可能变异为各种风险。主要是援建过程前中后期未先认知的区域重建与全局重建之间的主次矛盾，国家财政、援建地方财政对受援建地区转移支付的合理途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黑洞，当前尚未破解的技术瓶颈、体制机制瓶颈、这些问题和矛盾很多是中央和国家所面临的必须先解决或逐步解决的，有些困难和风险是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和各行业、各类企业化解的；有些援建理念和方针政策，既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认可更需要让民众顺心顺意。否则，“5.12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系统工程可能出现偏颇或重大失误。 　　如何重建家园，让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人们早日从废墟上站起来，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成为当时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法制化进程，在灾后重建方面会得到充分考验，党和国家的形象、声誉、行政能力会得到充分验证。政府快速恢复重建、科学规划、组织有力、协调有序的综合执政能力，既需要勇气、胆识、沉着和坚毅，更需要政府与民众共同的与时俱进。 　　（二）历史经验和国际模式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 　　借鉴我国过去的地震灾后重建经验，应当不失为一种做法。但由于年代、技术水平、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变化，重建的规模、方式、手段也会发生极大的差异，故历史经验具有不可完全复制性。借鉴国外的经验，日本有《灾害救助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大都市震灾对策推进纲要》、《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等，美国有《1974 年灾害救济法》、《国家地震灾害减轻计划法》等， 但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体制机制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和重建理念、方针不同，故国际模式也不可完全照搬。 　　在我国建国近60 年之际尤其是自1979 年至今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尽管也相继制定出台过涉及灾害救助救援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但这次惊动世界的巨大地震灾害， 让人们感受到了巨大地震灾后重建系统工程的诸多瓶颈和相应链条的柔弱，许多现行的保险救灾机制显得相当无力。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把握全局，创新思路，迅速果断地制定出系统的政策法规和工程建设方略。 　　（三）国家灾后重建的系统化政策法规高效、创新且配套出台 　　在距“5.12 汶川地震”发生11 天后的5月23 日，党中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决定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以下简称“规划组”）， 负责灾后重建规划的编制工作。政府提出“三年基本恢复，五年发展振兴，十年全面小康”的灾后恢复重建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