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素不后于人”.docVIP

“爱国素不后于人” 　　核心阅读 　　他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教书人与写书人，他同样与中华民族的忧患命运相始相终。抗日战争时期，他将爱国的誓言注入自己的书里。他的代表作《国史大纲》被学者誉为“最成功的史学名著”。他以复兴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民族前途作了深刻思考。说到底，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他要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去寻找抗战救国的文化资源，并从中培养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凝聚国人的民族向心力，重铸国人的新的民族精神。他，就是大师钱穆。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的“七房桥”的后代；1895年出生，1990年去世。他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按照中国传统的分类法，他的学问兼涉经、史、子、集，为传统国学的通儒之学；按照现代学科的划分，他的治学范围广及文、史、哲，在人文学科中当属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年，他的学生们曾这样描述他的形象：“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地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 　　北大学子柳存仁，曾将当年的北大教授分成了“动态”的和“静态”的两类―前者包括胡适、陈独秀等人；后者则以钱穆、孟心史为典型。“动态的教授们常常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发表一篇对新闻记者的谈话，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的教授们则至多到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去搜罗旧书。……钱宾四先生，就可以算是静的方面的代表。他宁可在校内自出心裁地编著一本中国通史讲义，也不希望出席教育部的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作一篇西周地理考在《禹贡》上面登载，也绝不愿大张旗鼓的领导或抨击一种新的学术运动，或写一篇中华民族起源于东南沿海说。” 　　今天的学者，也曾将钱穆与陈寅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他们二人的年龄相差不多，战争中的经历也相差不多，而且同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那是1939年的寒假，钱穆隐居在距离昆明70余千米处的宜良岩泉寺中，静心撰写《国史大纲》。一日陈寅恪来访，见此情景，不禁慨然而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于“静态”者中又属顶尖极的人物。 　　“读书人”钱穆 　　钱穆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概括：地地道道的书生，心静如水的学者。他除了教书便是写书―从小学教到中学，从中学教到大学；从目光炯炯写到两眼昏花，从两眼昏花写到双目失明……他这一生从未步入过政坛，也从未加入过政党；西南联大的风风雨雨与他没有丝毫的关系，大后方的民主浪潮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但他却对自己的老师吕思勉说过这样的话：“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的确，诞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的钱穆，可谓与中华民族的忧患命运相始相终― 　　1904年，年仅9岁的他，第一次从果育学校钱伯圭老师那里听说了“我们的皇帝不是汉人”，听说了《三国演义》中所云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并非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他“如巨雷轰顶”，“全心震撼”。直至晚年，他依然无比感激地说道：“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 　　1910年，年方15岁的他，偶得谭嗣同《仁学》一书，日夜读之，手不释卷。他在文章中写道：“屡思书中言，世界人类发分四型：一全留加冠，乃中国型。全剃空头，乃印度型。剪短，乃西方型。剪前额，其余留后，垂如一豚尾，乃满洲人型。余晨起，乃一人赴理发室，命理发师剪去长辫，大得意，一人独自欢乐。……翌年，辛亥革命，人人皆不留长辫，而余则已先一年去之。” 　　1911年的春天，钱穆转学至南京钟英中学。时值日俄战争后不久，中国处于主权丧失、领土瓜分的境地之中。每天清晨院外那“环城四起之军号胡笳声，以及腰佩刺刀街上迈步之陆军中学生”，深深地吸引住了年方16岁的钱穆，他油然而生从军之念―“最所希望乃能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那是一件何等痛快之事。”为此，他学会了骑马，并成为“每星期最主要之一门功课”。 　　1912年，《东方杂志》举办征文比赛，题目不限。钱穆挥毫写下《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既全面论述了英法侵犯我东南海疆、日俄霸占我北方边陲的严峻局势，告诫广大民众不可掉以轻心，又认真分析了“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他认为道路有二，一可谋和，一必交战。经过专家们的评选，钱穆的文章获得三等奖，奖金25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