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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河南人的选择 　　1992年，对于河南人胡葆森、施一公来说，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已经取得香港永久居住权的胡葆森，信守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回到郑州开始二次创业。而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施一公下定决心，将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到祖国开展科研工作。两个来自不同领域的河南人，在此后的二十余年虽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是都怀着建设祖国、回报家乡的赤子之心，最终都做出了共同的选择。 　　胡葆森：明日河南必如今日中国 　　2015年全国两会上，某记者曾坦言：“我在18楼的电梯里上上下下，只为在电梯里偶遇胡葆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在此次两会上提出“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机制传承中华建筑文明”“推动由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的转变”“财税户籍改革加PPP模式助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建议，分量颇足，让守候他的记者倍感欣喜。 　　这是胡葆森第八次参加全国两会。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让他早已成为代表河南形象的一张名片。 　　23年前的胡葆森没有这么多光环，也没有这样的底气。彼时的他，刚刚辞去公职，在香港创建了一家港资独资公司，想要在香港大干一番。但是经历了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他内心却按捺不住地涌动着澎湃的波涛。回河南还是不回？他站在香江岸边，回望大陆，天际阴霾，冷风轻拂。 　　已经在香港立住脚跟的他，如果选择回河南，就意味着要在一片荒芜的盐碱地上重新开掘；如果不回，那自己仍可以在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安安稳稳地做个“港商”。可是他内心总有个声音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大陆就不能像香港一样繁荣？为什么濮阳老家的父老乡亲就不能顿顿大鱼、大肉、白面馍馍？自己不该做点什么吗？ 　　经济报国、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士大夫情怀逼迫着他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的路。最终，胡葆森拿着炒楼盘投资赚到的一千多万元，回到郑州，成立了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之后十年，他带着在香港地产界浸润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建业集团始终坚守郑州这一个城市，将净资产做到了十个亿，成为河南省内房地产开发商中的翘楚，销售额连续多年高居全省同行业第一名。在考虑企业扩张战略时，他思虑再三，最终提出省域化发展战略，聚焦一个省份，以全省地域为拓展目标，逐步、分级向下延伸至绝大多数乃至全部市县，努力形成覆盖1个省会城市、17个地级城市、108个县级城市和500个中心镇的布局，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的发展路子。在此过程中 “建业模式”终于形成。即使2008年成功在香港上市，建业集团始终在河南坚持，胡葆森则将这一战略思路称为“建业人的长征”。 　　很多人质疑胡葆森的战略思路，认为他做企业不够大胆、太过保守。2014年在郑州举行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为东道主企业家代表的胡葆森在会上向众人道出他的真实想法：“建业在10年前就具备了到一线城市开发的能力，但之所以没有出河南，就是想用自己的实践，去完成这样一个探索：看能不能在把根扎在河南、业务也不出河南的基础上，完成一个企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嬗变，看能不能在中原城市化进程中完成建业提出的两个追求的高度统一。根植中原，造福河南，是我们企业的愿景。我们就是要在河南大地上，做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至少是在房地产领域。” 　　“做中原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这是胡葆森给自己以及自己的企业提出的定位。他早已不再满足于作为一个房地产老板进行资本积累，他有更大的“野心”，就是把河南变得更好――纵使做不到“建国之大业”，但至少要做到“建省之大业”。而他也早已承担起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除了在公益领域的付出，建业集团还办了许多幼儿园和社区书院，最为人所知的则是对河南足球的扶持。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启幕，足协要求各地成立足球俱乐部。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张世英写信给省内几个大企业，请他们赞助河南足球，结果应者寥寥。有一家企业甚至表示，如果运动员的腿两边能够一边挂一根火腿肠，他们就愿意赞助。此时，江苏一家要到郑州参加交易会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动了冠名河南足球的心思，但他们提出的要求是球队名称前面必须加上“江苏”二字，并把球队从河南带回江苏。听说此事后，胡葆森坐不住了：“太丢俺们河南人的脸了！”尽管此时建业还只是成立刚刚两年的一家小企业，但他毅然决定参与竞标。最终与河南省足协合作组建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在工商局正式注册，建业足球正式树旗。 　　一路走来，困难的确不少。建业每年投入足球的支出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反对声音最强烈的时候，集团高层只有胡葆森一个人愿意搞足球，剩下的人全不同意。为支持球队发展，他累计自掏腰包1亿多元，他不想把自己做足球的意愿强加给其他股东。极度失望的时候，胡葆森也想过将球队卖掉。但是每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