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刊发陈敏之纪念胞兄顾准文章.docVIP

冒险刊发陈敏之纪念胞兄顾准文章 　　《近代中国》是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学术辑刊，一年一辑。《近代中国》第一辑由丁日初任主编，我和沈祖炜任副主编。第二辑起副主编增加徐元基。从第六辑起不设副主编，增加沈渭滨、杨国强、顾卫民为编辑部成员，但看稿、看清样，仍主要由丁、徐、沈和我四人承担。2002年丁日初去世，中山学社决定由我从第十三辑（2003年）起继任主编。我请了复旦历史系同事沈渭滨教授和我同在上海图书馆盛档组工作的丁凤麟（《解放日报》退休高级记者）担任副主编，便于就近商量；还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易惠莉也担任副主编。几年来我们几位合作很愉快。 　　在《近代中国》刊发的文章，我记忆中比较突出的有好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其中第五辑刊发的陈敏之关于顾准的文章我印象尤为深刻。 　　出版胞兄遗著一波三折的陈敏之向《近代中国》投稿 　　1995年我们收到顾准弟弟陈敏之给《近代中国》投稿，题为《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这是作者陈敏之当面交给丁日初的。陈敏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家， 1936年9月在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由顾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陈敏之一直在编辑他的胞兄顾准的遗作、撰写了与顾准相关的著作。陈敏之在向丁日初递交文章时说了一席伤感的话，丁日初将这番话转告我，顾准的著述上海不敢接纳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在上海投了3个出版社，他们认为“吃不准”，要向上级有关部门送审，陈敏之不想为难上海的出版社，于是投香港三联书店，在1992年6月出版。陈敏之后来编的《顾准文集》，也是问了上海几家出版社，他们认为，顾准是敏感人物，吃不准，都婉言拒绝出版，陈敏之通过朋友关系投贵州人民出版社，才得于1994年出版。 　　当《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几经周转才在香港三联书店获得出版时，陈敏之感慨万千，曾经多次对丁日初等人说：“现在，历经艰辛，这本书终于见到了天日。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些年来，我手里捏着的不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现在，当我手里捧着这本装帧朴素的遗著，终于见到了先兄的遗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里感到的欣慰是难以言喻的；胞兄若地下有知，可能会稍稍感到意外吧，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为我写的这些‘笔记’，居然还会出版……” 　　丁日初明白这番诉说所表达的是陈敏之的伤感，更是他的兴奋喜悦之情，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的期望和信任。丁日初接到陈敏之这篇题为《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当天就找我（当时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商量，对我说，文章题目后面四个字是学术问题，而前面四个字却是涉及政治。我们的刊物能够刊发吗？我拿稿子回去细读后表示同意刊发，因为我过去对顾准有了解。 　　我了解的顾准其人其事 　　我最初听到顾准的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三反” 运动初期在华东局统战部时，上海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刊载中共上海市委重要干部黎玉（市委秘书长）、曹漫之（市民政局局长）和顾准（市税务局局长）等领导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在统战部一次小型会议上，许涤新说，顾准一向是“福将”，这次也“翻船”了，言下有些惋惜之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从报刊上陆续读到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才开始对顾准其人有些认识。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于20世纪80年代逝世前郑重指出，他自己于50年代在中国提出价值规律，就是受到顾准的影响。1975年孙冶方度过七年多漫长的单身监禁的苦难，出狱后获知顾准的部分骨灰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他每天清晨都要去三里河边散步，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顾准生前也曾对张纯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已故）非常自信地说：“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他们两人情深如此，可是，在历尽劫难以后，竟未能再见一面。这是一桩令人痛心的遗憾。 　　当丁日初同我商量时，我表示：“要刊发就早些刊发，别处不发表，就在《近代中国》发表。”于是丁日初将陈敏之文章以及其他稿件交我处理。 　　晚上回到家，我重新又把这篇文章阅读一遍，进一步了解顾准的生平和业绩，从陈敏之文章中我深感顾准是位具有相当理论水准的老革命。他于1930年（十五岁）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这时还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曾任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书记和文委副书记。1949年上海解放，随军进入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 　　1956年顾准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