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四川模式”之形成及其基本特征.docVIP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四川模式”之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顺应立法实践需要，笔者此前曾对1981-2010年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②立法相关数据进行过梳理，虽未及正式发表，但已先行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引用，受此驱策，遂成此文。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宪法确立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实现自治权的重要形式与基本规制。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相关规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依法制定、修改和废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活动的总称。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肇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50年西康藏族自治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制定了《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至1965年同时由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批准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5年期间，四川省共制定6件民族自治地方法规[2]（P.518）。 随即，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因文革而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底全国设立了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将自治州和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法规的批准权授予省级人大常委会。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重新启动。以1981年12月26日四川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批准《甘孜藏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为起点，截止2014年12月，四川省各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各种形式的民族自治地方法规91件，修正20件次，废止15件（含随新法生效时同时废止的4件），现行有效的民族自治地方法规76件，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共行使民族自治地方法规批准权122件次。 34年历程中，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始终与国家法治建设的精神与进程同频共振，以其独特的立法实践和法律文化，形成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四川模式”，描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宏伟画卷之一抹浓墨重彩。 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四川模式”：从立法主体的视角 四川省辖有3个自治州和4个自治县，各民族自治地方有效运用立法权优势，根据其特点和实际需要，适时制定民族自治地方法规，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进行补充或变通，以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之具体问题。 　　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四川模式”：从法规名称的视角证实《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将民族自治地方法规名称分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两类。自治条例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的或综合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单行条例是调整某一方面事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3]（P.319）。在四川立法实践中，自治条例的名称没有差异，单行条例则又细分为条例、补充规定（规定）、变通规定、实施办法（办法）等等。 　　三、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四川模式”：从法规内容的视角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以划分为宪法与行政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三类。 　　注：（ ）中表示修改的次数;lt; gt;中表示废止的法规数 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四川模式”：从发展进程的视角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的转化过程。 本文从四川省各届人大常委会行使批准权的角度，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以便总结归纳其发展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注：表中各届常委会批准民族自治地方法规的具体内容部分，（ ）内为本届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新增主题。 表5统计资料显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发展阶段性特征凸显。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起始阶段（1981-1987年，第5-6届常委会） 共批准制定民族自治地方法规7件：包括3件自治条例、3件施行《婚姻法》的补充规定、1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变通规定。 本阶段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已开始依法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总量偏少，内容相对单一。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1988-2002年，第7-9届常委会） 共批准制定民族自治地方法规47件，修改8件。年均立法量超过3件。 本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发展”势头强劲。 第一，立法数量大幅增加，年均立法量高达起始阶段的3倍以上。 第二，立法内容不断丰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开始与经济发展契合。 除马边、木里和峨边自治县继续制定自治条例和实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外;增加了有关计划生育（制定5件、修改2件）、义务教育（6件）、继承（3件）、语言文字（4件）等基本权利的规范;开始制定土地资源（制定5件、修改1件）、矿产资源（制定6件、修改2件）、草原资源（制定3件、修改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