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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西方的文化观 国有国情，域有异俗。人类虽同住地球而地方不同，其风土人情、思维定势常表殊异。以节日送礼为例。在中国中秋、岁暮成了赠礼的代名词;西方人送礼最好时机则是圣诞节，其次复活节。美国人以结婚纪念日或生日互赠礼物为普遍。至于随手携带礼物，西方人不像中国人品类繁多而考究，常以花为最适当;但花因国度不同又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如法国人最忌讳送在葬礼上使用的白菊花;对中南美洲的人不得送紫色的花;对俄罗斯则避免送黄玫瑰，因为那意味绝交或不吉利。对法国女性不能送香水，否则是失礼。对中南美洲的人送手帕就会误解为要对方掉眼泪。回教国家因禁酒，绝不能以酒为赠礼。凡此种种富有象征意义的风土习俗的不同，表明东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如果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方面探讨，观照中西方文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不同。 一、知与行 《尚书?说命中》说：“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其意为知此道并不难，行道才难，即知易行难，鼓励人看重行。《论语》开篇孔子教育他的学生“学而时习之”，“时习”即行为的“行”。平民教育家陶知行为了强调行重于知，将名字改为“陶行知”。明代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论，但中心论述认为不能行就等于不知;孙中山虽主张知难行易，实则是要依照他的意思去行。中国传统文化重行尤过于知，三千年一脉相承。西方心理学讲知、情、意三分法，首先要有知识即认知，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人生长大，这是谋生的手段、方法。西方哲学只讲理智，不讲情感，认为情感属于私，讲了情感便怕寻不到真理。在一个家庭里，遇到小孩吵架，做父母的在西方往往以法官的姿态来判断是非，首先让姐姐说明经过，然后弟弟再作申诉，最后大人裁决，儿子错了，应向姐姐赔礼道歉，谁在理、谁没理，明确是非，严格执行。而在中国的家庭里则不然，常常父母是这样认为，姐弟俩本应该相亲相爱，竟然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人都该罚站。西方人唯理是从。中国人也讲理，却常常以“情”为先，认为在家庭里，小孩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和非，硬要讲清道理，说明是非，反而伤了姐弟的感情，让他俩罚站是使他们共同体会手足之情为大的道理。孔孟、老庄都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用力在思想上。在古代，并无哲学一门学问。现在我们称他们为思想家，其实他们并不重在思想，而重在学问的行为，“巧言令色，鲜为仁”（《论语?学而》）。夸夸其谈，溜须拍马，迎合人意，失其真诚，即是不仁;而意为情之所向，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上）孔子教人先行孝悌，读书求知识那是余事，孝悌外再讲忠信，人品行为最为重要，素质教育的“行”应为第一。孔子学生有子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本意吧！”“本立而道生”，这里主要在讲仁，孝悌是其本。《论语》第四章孔子学生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尽己之谓忠。对父母不忠，如何尽孝，不孝又哪能忠？忠孝观的践行，成为我国能绵延五千年，繁衍十多亿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道与观 中国人讲“道”，乃本然、自然、当然之道，又称“天道”，即自然、人文的事理和规律。西方哲学讲“观”，所谓宇宙观、人生观、世界观，每个哲学家有他自己的一套发明的思想方法来探求真理。16世纪英国的培根提出的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实验的方法，到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五步论，与我国《中庸》所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各自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一重在知，一重在行。西方人所“观”分别为自然与人文两类，中国人则认为自然就是人文，人文就是自然，二者融为一体。不能违反自然，更不能凭人文来战胜自然，什么与天奋斗是不实际的。人文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又受制于自然。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爱恨、恐惧、敬畏、希望和幻想的激情世界。在科学家眼中，激起人们千百年来多少美丽的想象和灵感的月亮，只不过是一颗围绕地球旋转的卫星，是一架机械的部件。这样，活的神秘的自然变成了死的机械的自然，世界已没有了诗意，更没有了诗人，剩下的仅仅是所谓的事实和实用观察实验所得的知识。我们承认西方的科学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创造了前人未有的奇迹，但如果科学不以“道”加以限制，不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不符合人类精神理想的追求，那将会出现与人愿望相反的后果，如资源耗费，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克隆人等等。因此，科学技术的实用，不能看成一种真理，不能以它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受到“道”的限制，它必须与善和美结合起来，必须造福人类。它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否则，它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给子孙后代造成罪过。一座只讲实用的房子，如像一张没有表情悲哀的脸，如果只讲生存，只有科技没有人文的素养、情趣和艺术，只有器用没有性灵，人类文明将残缺失色。人，虽然可以继续存在，但只是生活在一座毫无生气的只有锅碗瓢盆的屋子里，人与动物有何异？所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