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1.pptVIP

证据法学 PPT制作：徐乾 杜培武冤案 　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为侦破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一案，决定成立“4·22”专案组，由当时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刑侦支队三大队队长宁兴华具体负责侦破工作，被害人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杜培武在遭受刑讯逼供后，不得不违心地承认杀人，并编造了杀人经过。 1999年2月5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杜培武不服，以“没有杀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为由提出上诉；同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杜培武改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0年6月17日，杀害“二王”的真凶杨天勇在另一案件中落网，而那把作为杀人凶器的手枪也赫然出现。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院对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再审，宣告杜培武无罪并予释放。杜培武被刑讯逼供后遗留的伤痕，经昆明医学陆军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为双手腕外伤与手铐铐压有关；双额叶轻度脑萎缩与外伤有关，系轻伤。 　镜头一：测谎 在杜培武招供之前，也就是1998年6月30日，他被带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检测，“中院一个20出头的小女孩，当时因为对他的回答不满意，伸手就扇了他两耳光”。在这种情况下，杜培武坦然面对测试，但在经过一整天的测试之后，却得出了“说谎”的结论。于是，案件转入残酷的第二阶段…… 思考一：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本案中，杜培武之所以被屈打成招乃至酿成惊世冤案，可以说测谎仪“功不可没”。有人甚至尖刻地指出测谎仪成了刑讯逼供的“帮凶”。杜培武案无疑再次给那些对测谎仪仍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测谎仪虽然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但发展速度相当快。据悉，自从90年代初研制出了第一台测谎仪之后，截至目前，我国已在北京、上海、云南等20几个省市的司法机关配置了各种类型的心理测试仪100多台，总计办案达1000余起。尽管如此，究竟如何评价测谎结果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围绕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争论迄今为止也从未停止过。 　　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首先是“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测谎仪属于技术侦查手段，测谎结果作为测试人员运用其知识和技能分析通过仪器记录的被测试人的生理反应所做出的判断结论，应具有证据能力，因而可以作为诉讼证据适用。其次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测谎结果不是独立的诉讼证据。因为诉讼法规定的几种证据形式都是对案件事实的直接反映，是与案件的事实有客观、直接的联系，而测谎仪是对涉案人身体的各种生理参量的测试，不是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收集和鉴定。最后是“有限肯定说”。该观点虽然反对将测谎结果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认为只要正确运用测谎结果，就能相对缩小侦查范围，赢得侦查时间，及时获得其它证据，为采取其它侦查措施提供有力支持。 尽管从对多种生理参数的收集看，测谎仪是一种科学的仪器，测谎证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测谎仪的运用要受到四个主观因素的影响：操作员的经验、科学的程序、嫌疑犯的个性因素、测谎时的周围环境。例如，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测试对象有时可能对测谎结果产生一定的误导。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所言：“最难以对付的是找出那些惊惶失措的怀疑对象，而他们恰恰又是没有说谎的人。”尤其是对测量结果或图谱的分析以及测谎过程中问题的设计等，都必须依靠测谎人员，而测谎人员的经验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测谎结果的好与坏。但是，即使最有经验的测谎员也会产生错误，如1979年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弗罗德？费谋杀案。由此可见，测试结果并不象迷信者认为的那样神奇，测谎证据的作用只不过是表明被测试人说了真话还是撒了谎而已，并不能回答被测试人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了被控罪行，所以美国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戴维？莱恩说：“测谎器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测验本身可能引起的表面心情激动和情绪不安，这同主持测验的人想要得到的结果几乎毫不相干。”故测谎证据必须与其它证据结合起来进行审查判断。否则，它在测试别人是否说谎的同时，它自己可能也在“撒谎”。 因此,我们对测谎仪的功能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该持慎重的态度，而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某种不恰当的期待。正因为如此，测谎仪大行其道的美国最近也不得不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今后可以不将测谎结果作为证据使用，也可以宣布对测谎结果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在德国，最高法院也曾就刑事诉讼中能否应用测谎仪作出裁决：测谎仪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然而测谎仪的作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恰当地被放大，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测谎仪屡建奇功的报道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一旦有了这种先进技术，撒谎者便遇上了克星，违法犯罪分子再也休想瞒天过海，大有一测即灵的架势。对此，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首先，无论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