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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再沉默 【摘 要】薇拉?凯瑟凭借《我的安东尼亚》和《啊，拓荒者！》而著称于世。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超越传统妇女角色的精明能干的拓荒女形象。本文通过对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阐述，试图分析薇拉?凯瑟在《我的安东尼亚》和《啊，拓荒者》中塑造的新一代女性能够冲破父权制社会的樊篱，追求女性话语权，并由此实现自我的女性自主意识。 【关键词】福柯 女性话语权 薇拉?凯瑟 一 话语―权力理论 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之所在。权力为一种支配力量，它影响着话语的运作。 我言故我在，话语权不仅能确立主体的存在，也更能标明存在的意义。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偶然事件，避开它沉重而恐怖的物质性。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中无所不在的力量”。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 长久以来，父权文化深深地植入社会意识形态中，社会将男性置于主导地位，而将女性置于相对于男性的“他者”之地，女性话语也就一直处于相对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话语权是父权制文化用于维护男性至高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工具。因此，对话语权的追求是女性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积极方式，也是实现男女平等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女性形象长期被歪曲、被异化，女性的声音被压抑，被男性意识边缘化了的女性始终无法以主体的身份存在于叙事文本中，男性叙事话语有意忽略女性的客观存在。在语言领域中，男性是标准和规范，女性是服从和从属，男人代表普遍性，女人代表特殊性，相对于男人而存在。20世纪70年代，赛蒙的呼声影响深远：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语言着手。女性只有获得语言的解放才能获得女性的话语权，才能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的地位，从而解构父权体系。 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而言，话语权力成为影响和证明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种工具。西蒙?德?波伏娃认为“人的性别与社会文化的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将女性置于相对于男性的‘他者’位置，因而，女性话语一直处于相对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或被压抑的地位……而想争取平等的话语权，首先需要对抗、结构主流话语”。 在《我的安东尼亚》和《啊，拓荒者》中，薇拉?凯瑟塑造了以安东尼亚和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们以独特的方式否认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也否认惟命是从、弱小的女性形象。薇拉?凯瑟凭借这些女性形象挑衅着父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陈规陋俗，同时也冲破了男权迫使女性失声的樊篱，从而一步步的建构女性自身的话语权。 二 无名、失语的第一代创业妇女 在男权社会，女人的名字极少被提及。在家庭中，男人称呼女人为“你”或者“她”，孩子称呼“妈妈”，而外人称呼女性则在其丈夫的姓氏后面加上“太太”。女人的称呼总是和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没有自己的地位，她们是男人的补充、女仆，因此女性身份也缺失了。在两部作品中，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过第一代创业妇女的名字。为我们所熟知的只是“哈林太太”，亚历山德拉的母亲“柏格森太太”、安东尼亚的母亲“雪默尔达太太”。 在《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的母亲柏格森太太算得上一位“好主妇”，对于全家搬迁到这个荒芜的大草原，她虽然极力反对，但是在丈夫的决定面前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她将果园整理的井井有条，操持家务的能力堪称一流，但是从不参与家庭会议，对家里的决定也只是一味的顺从。即使柏格森先生去世后，她仍然没有主持大局，而是听从孩子们的意见。 纵观《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吉姆?伯登的祖母就是一位父权制影响下的失语女性。伯登先生是这个家庭的决策者、首席发言人。虽然他极少说话，但是，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给吉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立即局感觉到他慎于思考、态度尊严，对他有点儿畏惧”。虽然伯登太太操持着家里的一切，但是在决策性的问题上，还是伯登先生说了算。在黑鹰镇上，他们的邻居哈林太太是一位典型的失语者。哈林先生是位成功的商人，他“那一套有点专制和为我独尊的味道…..总像一个感到自己有权有势的人”。哈林先生不在家是，家里是一派热闹的气氛，哈林太太爽朗而敏捷的笑声不绝于耳。然而，只要哈林先生在家，屋子里就变得异常安静。因为，哈林先生不仅需要一座安静的屋子，还需要哈林太太的专心照应。当哈林先生在家的时候，哈林太太对任何其他人都不在注意了，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哈林先生身上。在哈林先生面前，哈林太太完全失去了自我，变成了哈林先生忠实的奴仆。这种顺从在哈林先生因为跳舞事件驱逐安东尼亚时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尽管哈林太太很喜欢安东尼亚，但是，面对哈林先生坚决的态度，哈林太太也无能为力，因为“哈林先生说了的话我不能改口。这是他的家”。第一代创业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