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唯才是举”还是唯“德”选人.docVIP

当今之世，无论是叱诧风云的政坛领袖，还是大大小小的企业界掌门，都异口同声高喊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也都实实在在明白选人之重要。但在选人的时候到底是首选“有德”的，还是首选“有才”的，却莫衷一是，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感慨。这个命题争论了2千多年，至今尚无定论。就此，笔者仅从企业选人的角度斗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提到“德”与“才”的关系时，大家都会想到那个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老先生。他曾经摇头晃脑地说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他老人家也明白：“德才兼备”的“圣人”人太少了，甚至无才少德的“君子”（别忘了世上还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因为伪君子好做，而“小人”可要凭真才实学方可当得）也很难求，世上可供选择的那些凡夫俗子不是无才无德的“愚人”，就是有才缺德的“小人”。他认为选人的时候宁可选不能干事的“君子”，也不要才华横溢的“小人”。——这其实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用人的主流思想。 　　但还有一个在京剧舞台上被描绘成白脸奸臣的曹操老爷爷，却早在三国时期就提出过另一种选人理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曹老爷爷却认为，陈平哪里是有纯厚品行的人（据说曾和自己的嫂嫂私通），却帮助刘邦建立了汉朝的几百年基业；苏秦油嘴滑舌，奸猾狡诈，唯利是图，却帮助燕国讨回了十余座城池。只要有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怎能不用呢？ 　　为什么两位历史上有都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各有各的看法呢？不妨从两个人的身份上探讨一下，或许可略知一二。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选人为企业服务，可能就初见分晓了。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他和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原是好朋友，却因为是否变法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我认为他是典型的儒家教条主义者，是拼命想保持社会现状甚至倒退的顽固分子。再说，他只是一个学者，宋朝的社会能否兴旺发达，江山社稷是否姓赵与他均无大碍。他提出这个理论又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自己是重德而轻才的，多少还可博得一点德高望重的清誉。其实，他自己就是才气冲天的人呀，小时候就知道砸缸救人，后来又写了著名的《资治通鉴》。看来他只是不好意思说出自己是圣人来，因为他决不会承认自己属“才胜德”之流。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也有妒贤嫉能之嫌。假如唯才是举，我就不信当时的社会上真的没有才出其右之人，如果才高八斗的人都选上来了，《资治通鉴》或许就署名“司马亮”“司马暗”了，他那点砸缸之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也决不会流传到今天。——说到这里，也就不怕大家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了。司马光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小人”的恐惧：“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他只有制服小狗宝宝的勇气，绝无制服“添翼之虎”而为己所用的信心，所以只好大声疾呼，让大家对才高八斗的“小人”敬而远之，以免为其所伤。 　　曹操则大不相同了。他的简历是这样写的：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曾举孝廉，任洛阳部尉，经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职不断提升，后迎汉献帝至许昌，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历任丞相、魏国公等职，死后被追认为魏武帝。曹操生前虽然一直没有称帝，但他的一生都在追求把大汉朝的刘家江山改姓为曹的目标。他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很多政治主张，即使放在今天看来也是进步的；他《对酒》中规划的良好社会风尚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实现；他的《龟虽寿》、《观沧海》等壮丽诗篇如今读来还让人心潮激荡，还在激励着我们的进取心。当然，用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来看，他同时也是野心家、阴谋家和独裁者。他所以不称帝，并非不想称帝，只是想沽名钓誉，以获得社会上最大限度的赞赏，而让其子孙后代能更稳当的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他对自己心存疑虑的人毫不手软，甚至连华佗、杨修，那样有才能的人也不惜杀之。他广招人才，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统一中国，江山姓曹。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为他的这个目的服务，就是他唯一的用人标准。曹操对自己的统驭能力也充满自信，所以他豪迈地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想到，选用人才主要考虑的应该是“用途”。 如果我们选用的是一批唯自己马首是瞻，只要给自己帮闲的人，完全可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