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马拥军《学术月刊》马恩对立论根源之剖析.doc

“马恩对立论”之根源何在？ 马拥军 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卢卡奇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立起来。自此以后，“马恩对立”论逐渐流行开来，特别是随着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马恩对立论几成定案。尽管卢卡奇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对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总体性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总体性混同起来的做法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后人却无视卢卡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重新定位，前赴后继地走向卢卡奇已经抛弃的错误观点。这说明，除了卢卡奇认识上的错误外，马恩对立论还有另外的根源。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可以发现，这根源就在于：人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独特的实践品格。自亚里士多德确立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制作科学的三分法以来，人们一直是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放在三个对应的领域分别进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实践”观点扬弃了三者的对立，确认理论科学和制作科学同样具有实践的品格。因此，要剖析马恩对立论者的失误，不仅要了解卢卡奇如何进行自我批评，还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实践品格进行分析。 一、哲学批判：走向人与自然的统一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明确地说，他后来认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这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书中许多地方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全书的要旨就是要表明，只有关于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知识才与哲学有关。”这导致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可以证明，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之间真正彻底的区别。回避这一点，就会模糊哲学上的争论，例如，就会妨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做出清晰的阐述。另一方面，这样在方法论上对社会诸范畴做明显的抬高，会歪曲它们真正的认识论功能。” 卢卡奇认为造成这一根本错误的原因是他“未能对黑格尔遗产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这也是所有马恩对立论者共同的缺陷：他们同1923年的卢卡奇一样，误以为马克思只是以人的“历史”代替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生成”，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代替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从而陷入了自我意识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同马恩对立论者相反，他们借助费尔巴哈的“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学改造成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这是一种崭新的“实践科学”。它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扬弃了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对立，并通过“哲学批判”消除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界限。 在自然与社会、或必然性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所有的马恩对立论者都是康德主义者。他们同康德一样，坚持“自在”之物和“自为”之人的区分，把对自然界的认识归于“理论理性”，把对人和社会的认识归于“实践理性”。这显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的继承和发展。马恩对立论者没有注意到，康德的这一划分早已为费希特的“本原行动”所扬弃。按照费希特的“知识学”，自我不仅设定它自身，而且设定非我、设定两者的统一。这样，费希特就把理论科学扬弃于实践科学之内。遗憾的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哲学粗暴地排除了他者，从而无法解决“为我”和“为他”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把整个宇宙设想为唯一的实体、绝对的“自我”，从而把其中所有个体的“为我”和“为他”的外部关系都作为绝对之“自我”和“非我”的内部关系，纳入到绝对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中。这样，对于黑格尔来说，“自在”和“自为”、“为我”和“为他”就不再处于不可消融的对立之中了。人和自然、人和人就这样实现了统一。原来相互分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被结合到黑格尔那单一的“哲学科学”之中。 在强调人与自然（“自为”与“自在”）相统一、人与人（“为我”与“为他”）相统一的辩证法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黑格尔主义者，而不是康德主义者。他们对黑格尔不满的，只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黑格尔只是在“绝对”之自我意识中，而不是在现实的人类活动中，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他们都赞同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理性“现实”改造为感性的、真正“对象性”意义上的现实，即“对象、现实、感性”，要求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或“人的感性活动”（恩格斯）。马恩对立论者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的辩证理解（事实之总和）以及它同人的活动的关联，把它与实证主义者所讲的“事实”相混同，从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的实证科学”同实证主义者关于现存事物的实证科学相混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是“现实”统一，这包括两个层次： 首先，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相互制约。在马克思看来，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