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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 我的这篇文章，谈的是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新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动态，主要是从方法论发展趋向的角度来谈，也涉及到一些文学观念的变迁。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近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尤其在方法论方面有了更显著的进展。这种进展的事实，已逼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了解。即使决心一辈子坚持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人，也不能不注意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并对已有的观念和方法作某种程度的反省和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 新的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学自身各方面的本质特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以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方法论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是，新的方法论，新的审视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理，改变某些不正确的文学观念，踏进更多未知的领域。对方法论的兴趣，是一种接近真理的热情表现。只有对文学研究事业抱着真诚的热忱，才有责任感去熟悉新的方法论，而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东西。爱因斯坦曾说：“只要存在着这些 理论 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科学方法本身不会引我们到那里去的。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 《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4页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但是，应当承认，这个领域现在比解放后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气，而最明显的特点是在研究工作中，积极性的思维方式已占主导地位，并正在进一步地代替消极性思维。所谓积极性思维，包括三个含意： 一 文学研究的方式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二 即使是带批判性的文章，也注意正面的理论建树。 三 文风上是科学的、积极的，出发点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的。总之，不是破字当头，而是“建设”当头。 过去我国的思想领域里，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积极性思维的命运极坏。凡是正面建树的东西，几乎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遭到批判，被扣上各种帽子。而从事粗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批判，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极坏的文化性格，这种性格就是拒绝艰苦的精神劳动，蔑视积极性思维，而走一种破字当头的捷径，拿着几个现成的公式和教条，去寻找积极性思维成果中的某些隙缝，然后给予整体性的爆破。这种“爆破手”，不是用脑子生活，而是用鼻子生活，即靠鼻子感知政治气候而生活。这种极坏的文化性格是“左”倾文化政策的产物，它几乎要造成我国文艺科学的崩溃。这种文化性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性格恶性元素也或多或少地积淀在我们的思维结构中，我们如果不注意排除，往往就会重新表现出这种性格的某些方面。蔑视积极性思维，这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种奇特的、病态的精神现象，很值得研究。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一种非常好的情况，这就是大批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正在改变这种文化性格，抛弃那种爆破式的所谓研究和评论，认真、踏实地进行积极性思维。他们已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正面的建设上，或者写文学史，或研究文学史上的某个片断、某个作家，或构筑一种理论系统，或运用一项新的方法去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他们都立足于建设，即使在研究中对许多已有的观念和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也表现出另一种积极的文化性格： 一 他们以积极的建设为目的，不是以爆破为目的； 二 他们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但这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对传统的东西采取扬弃的态度，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动不动就“彻底决裂”。近年来，一些中青年的理论工作者在探讨新的方法论中就表现出这种性格。有的同志担心，出现新的方法论，就会否认过去的文化成果，这是不必要的。 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我觉得，除了从破到立这 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趋向是很引人注目的： 一 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 二 由一到多，即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这样，就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例如我们对文艺本质的看法，过去就单纯地从认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