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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人才培养几个问题的思考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张 强 中国现代高校是在借鉴欧洲大学模式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解放前，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为代表的教育家借鉴西方大学模式，大力倡导通才教育，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解放后，在专业人才极其缺乏的情况下，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高等教育学习前苏联专业教育模式，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急需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而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毕业生的能力、素质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人文精神缺失，创新动力不足，素质结构失调已成为高校毕业生普遍的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一基本问题又一次摆在了高校面前。 一、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源于西方大学。民国初期，在高等教育体制上效仿西方，既设置培养“硕学宏才”的大学，又建立养成专门人才的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时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主张按德国模式，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大学课程之核心，致力于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文、理科学术人才。他高举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旗帜，打通文理沟壑，舒展个性。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兼具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知识，同时又关注学生今后的就业和出路。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以造就“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为己任，倡导全面发展，主张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而偏于前者。总之，旧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倡导通才教育，倾向于通、专结合，这与社会需求和当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提出要“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会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捷也夫提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的即是要把‘抽象’、‘广博’的学府逐步改变成具体的、专业的学府”。1951年底开始的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认定旧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这种‘通才’教育的结果，在旧中国就表现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民国时期引入的通才教育思想为专才教育思想所替代，人才培养以各行业所需的专门化人才为目标，对口培养。当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中存在一个误区：认为专业能力代表全部能力，专业能力等于创造能力。专业划分过细、专业培养计划制定得过死，照此培养的人才难以形成比较全面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缺乏发展后劲。此外，由于实行以研究院、所为主体的国家科研体制，大学在贯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原则时受到种种限制，也对提升人才发展潜力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逐步推进。1979年5月，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讨论如何把高校既办成教育中心，又办成科研中心。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措施。1993年2月，国家出台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8年12月又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6月又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4年2月出台的《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重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完善质量评估和保障机制。这些政策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毋庸讳言，建国以来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受专业教育模式的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了重专业知识、轻人文素养，重知识传授、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倾向。正如2012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所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正是意识到了建国以来专业教育模式的缺陷，近年来有关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政策开始重新强调重视本科生的文理基础和文化素养，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强调坚持德育为先，坚持能力为重，坚持全面发展。 二、人才培养计划 原国家教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