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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运动中把握历史 ——经验型实用史学方法 　　目前史学界从国外引进了一些史学理论，来充实我们的史学宝库。但是，有一些所谓理论，只是一种有条件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由于夸张了它的功效，反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计量史学，当然是一种分析历史的必要手段，可行的量化分析，可以提高历史分析的科学性。但是，计量史学也只是历史分析的一种手段，不能代替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更不能在难以量化的领域勉强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本文就是针对历史学界的现状，就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中得出一些简明实用的分析方法，供大家参考。 传统史学提倡彰善瘅恶，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现代史学也十分强调功过是非，价值取向。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价值观念出发，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评估，也是史学界的现实。人类社会总是分化成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群体，历史学家也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过去的历史虽然不会再发生变化，但人们的观念却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因此，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总是争论不休，永无止境。所谓盖棺定论也者，只是说一个人不会再发生变化，人们可以按照不再变化的事实来下结论了，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可以下一个一成不变的结论了。否则，怎么解释对秦始皇的评价至今还有争论呢？所以，人们很强调史学的党派性，史学也就成了一个被历史学家任意打扮的女孩子。由于史学对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的强烈依附性，史学的科学性就遭到人们的怀疑。为了史学的科学性，一派历史学家就主张以实证的考据学作为历史学，而排除其中的人文因素，也就是其中的义理观念。但史学如排除了其中的义理性，史学也就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真是个两难选择。那么，史学能不能超越价值判断，走向纯客观的科学道路？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然在进行种种努力来保持史学的客观性，力求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叙述历史。笔者主张在相对运动中把握历史也是这种努力之一。 一 历史的比较研究——十字座标法 　　近些年来，史学界十分强调比较研究。诚然，进行研究必须比较，为了纠正以往所谓以论带史的偏颇，强调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从理论出发，只能进行逻辑推演，而不能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但是，把比较研究上升为一种史学理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研究，任何研究都必须从比较做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起码的事物。例如，甲是张三，乙是李四，人们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甲是张三，乙是李四。人们往往不容易区别双胞胎的兄弟姐妹，就因为不容易区别他们，而他们仍然是有区别的，人们经过仔细的研究，也就是通过比较，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就能把他们区别开来。比较是从事研究的起码手段，因此不构成一种特殊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有着长期的独尊儒家的历史，儒家学说凝固了人们的思维框架，士大夫的一切学说都是为圣人立言。在这种思想路线之下，人们习惯于偏重演绎法，而不偏重于归纳法，人们在圣人的思维框架之下，去收集资料，罗列事实，得出结论，指导行动，而不求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演绎法和归纳法都是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但是，在研究领域，为了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更需要偏重运用归纳法。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万事万物都有差异。考察事物的异和同，当然必须通过搜集客观事实资料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发现这种异和同的内在原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深化了一步，也就有了新的发现，也就能进行新的创造。 　　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并无根本的区别。只有通过有条件的比较，才能对历史进行真正的研究。我们过去曾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承认白色乌鸦的存在，这样也就不能深入研究白乌鸦和黑乌鸦的差异，和存在差异的原因，这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地主都是坏蛋，就是这种理论的典范。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们只要根据它来进行推理，批判地主，歌颂农民就行了。历史研究也就不需要去研究地主和地主之间的差异，也不需要去研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异，以及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差异，这就使科学的研究不能深入。在实际生活中，比较研究总是存在的，否则，就会连常识都没有了。但是，人们如果不能扩展自己比较研究的范围，那末，研究是不能深入的，人们的认识就不能向更高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例如，中国在历史上自诩为天朝上国。因为中国人是在把自己和周边的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后，才确立这种优越感，而这是有相当事实根据的。在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周边国家繁荣。但是，当中国认识了近代繁荣起来的西方，把中国和西方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后，这种优越感就不存在了。人们的认识就进了一步。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就去搜集有关中国文化的资料，但如果仅仅这样做的话，你即使搜集的资料很丰富，你还是不会知道中国文化的特点的。你只有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以后，你才会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