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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面临新的红利机遇 导语：宏观而言，我国能否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尚需科学审视我国货币总量运动的历史与趋势。 我国改革是否还能继续释放出“改革红利”、或是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当前很多人持有怀疑态度，并不真正相信我国尚有可持续释放的“改革红利”。这是一个应当严肃思考的战略判断。 “改革红利”，体现在我国货币总量的结构性增长中 改革红利，并不必须是GDP。你的消费，变成别人的收入；你的销售，成就了你的收入――对每个人而言，微观的“存款搬家”、“现金搬家”，造就了个人的“红利机遇”；宏观而言，我国能否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尚需要科学审视我国货币总量运动的历史与趋势。 自1950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我国的货币化红利呈持续性、结构性增长态势。人民币的货币总量，从1950 年的65 亿元增加到2012 年底的100.5 万亿元，63 年增长了15000 倍；同期我国人口从5.5亿增长到13.5 亿，所以，63 年间的人均货币量从12 元增长到75000 元。可见，1979 年以来的货币深化，就是我国货币化的“改革红利”；此外，尚有非货币红利，比如货币购买后的城市房地产、仍未大量进入产权流转的农村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货币化了的改革红利，在当前100 万亿元（2012 年底数据）中周转，尚未货币化的改革红利，是尚未投入流通的货币化储备；改革得好它就顺利进入社会再生产，改革得不好它就将形成资产泡沫、虚拟经济，甚至导致整体经济的“硬着陆”。 采用货币总量的视角而非GDP 的视角审视改革红利，更能分层看出各类持币主体占有货币资源的组合情况。截至2012 年底，我国100.5 万亿的货币总量中包含：财政存款2 万亿、银行股本3 万亿、流通中货币5.5 万亿、非财政的单位存款43 万亿、个人及其他存款47 万亿（人均35000 元）。上述“存款+ 现金”的货币总量，随时恒等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 商业银行的信贷发债”，货币总量恒等式的逻辑结构永远处在“存款+ 现金 发行+派生”的状态。可以说，在央行货币发行过程中分配出的货币资源，在商行信贷发债中派生出的货币资源，都是孕育、产生改革红利的货币流向。图1 分层分析了我国“改革红利”货币化的历史趋势。 图1 揭示了我国“改革红利”释放过程中伴随的货币增发、货币超发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外汇占款、被动超发的货币体制造成的。从民生角度看，由于存在着货币增发与超发，也就是说，币值稳定并非单纯是“跑赢CPI”的问题，因货币超发和物价增长，目前我国货币总量年增目标定在“GDP+CPI+3%”的增速上，所以，我们每人手里的存款和现金如果不保持同步增速，就都会被等比稀释。在理论上，无论是每个人名下人均35000 元的存款货币，还是宏观层面人均75000 元的货币总量，我国人口总量中没达到人均货币量的个人，就可以说是没有争取到、没有享受到我国货币化的改革红利。 中国“五大改革”持续释放了生产要素 中国改革的特点，最为重要的就是持续释放生产要素。我国“改革红利”的成因，源自：释放要素、塑造机制、增发货币的“三部曲”。释放要素，就是指增投生产要素，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没有的概念。我国1979 年以来的历次“红利机遇”，都是释放土地要素、劳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塑造机制，就是指按照货币运动“融、投、管、退”的规律，塑造出符合“人、本、盈、需”要素配置规律的改革政策。生产要素释放得好，必然产生改革红利；释放得不好、不符合“人、本、盈、需”的要素配置规律，就是失败的改革、失误的经济发展战略。 持续地增量释放生产要素、不断地拓宽我国社会再生产的规模，是我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关键所在。但当年取得成功的改革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例如1979 年支持乡镇企业崛起的政策，因其盈利模式落后、市场需求流失，很快就不再释放“改革红利”了；还有2002～2008 年支撑了私营煤老板崛起的煤炭市场放开、大量增加电煤讨价还价和协商成本的政策，也因煤矿的集约化大生产而很快结束了。 研判“红利机遇”、前瞻改革成败，就必须回顾我国34 年来的“五大改革”即：农村改革、特区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并总结其中“人、本、盈、需”全部生产要素科学组合配置的规律，这样才能在未来改革实践中，正确地打造出能够继续释放“改革红利”的全新“三部曲”。 农村改革：发生在1978 年底，是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废除原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土地联产承包，放开农产品价格。农村的土地改革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农村改革：发生在1978 年底，是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废除原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土地联产承包，放开农产品价格。农村的土地改革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进行了“包产到户”，即相当于集体土地承包权的确权，当时虽不可流转，但在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