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等抵制“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一场争论.docVIP

任弼时等抵制“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一场争论 编者按：201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刊本期除继续约请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宋毅军同志撰写文章追忆他的革命生涯外，还专门约请任弼时同志嫡孙任继宁同志撰写文章，从另一侧面反映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风范。 1934年10月下旬，正当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初始之际，为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先遣探路”的任弼时、萧克、王震和贺龙、关向应分别率领红六军团和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于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正当两军指战员欢欣鼓舞的时候，在两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向和是否统一行动方面，任弼时、贺龙等与当时的中革军委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焦点主要在于：第一，两军团在组织上是集中行动、统一指挥，还是分开行动、各自直受军委指挥？第二，两军团在作战上是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北开展攻势作战共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还是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西建立苏区配合中央红军？ 正是这场关系到红军长征顺利还是曲折的重要争论，为红二、红六军团的发展壮大，为两军团更好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为以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乃至形成红军三大主力的战略格局，为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争论发生在任弼时、贺龙与中革军委之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全局失利的必然结果。此前，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团”，几乎替代了中央政治局。政治上由博古主持，军事上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做主，周恩来只负责计划的督促执行。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派出红七军团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以调动和牵制“围剿”中央苏区之敌的同时，又命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放弃根据地，率领红六军团向西挺进湖南中部（后改为西部），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10月10日，当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突围转移时，红六军团几经挫折，已艰苦转战于乌江以东的崇山峻岭之中，盼望与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 当时掌握党中央和红军命运的是博古、李德等人。虽然当时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为副主席，但实际上，正如遵义会议决议中所指出的：“××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笔者注）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对李德的作战指挥言听计从。虽然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然而这对博古、李德来说是徒劳的，由此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任弼时、贺龙等与中革军委的争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发给任弼时、贺龙等电报虽然多用“军委”名义，但由于博古、李德把持着军委，所以，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任弼时、贺龙等与博古、李德在“左”的错误军事方针和军事指挥上的一场争论。 这场争论是如何产生的？它起始于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的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首当其冲、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两支部队的战略行动方向问题。26日，部队转移至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任弼时主持两军会师大会。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萧克、王震继续分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两军团首长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研究后认为：第一，地处梵净山区的黔东特区是新开辟的尚不巩固的根据地，四周高山，离群众太远，活动范围窄；冬季大雪封山，部队过冬有困难。第二，两军现有兵力合计7000多人，其中有伤病员500余人。所以，合则两军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三，两军会师前夕，中革军委曾电令红六军团应该“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而熟悉该地区情况的贺龙等认为，盘踞在那一带的湘西军阀陈渠珍与苗汉地主豪绅勾结，“受陈渠珍节制”的民间武装就拥有枪支万余。红六军团孤军深入，情况不熟，一时难于立足。两军领导人会商后，于25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并将黔东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两军现有的伤病员合编成独立师，留在黔东特区坚持，以主力伸出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湘西北寻求新的发展。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中革军委在26日发出的复电中，严厉地批评这个建议。复电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地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并坚持要红六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