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公私合营前的几个名词.docVIP

回眸公私合营前的几个名词 新中国成立后，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为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上海工商联配合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独到作用。时隔60年。回放上海工商界当年一幕一幕情景，或许能使读者对上世纪50年代上海工商界有一些好奇，有一点了解。 最难忘的1953年 上海工商界流传的一句话，叫做“难忘的1953年”。这个词是怎样而来的呢？在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当时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对此，上海工商业者的思想震动很大。自1952年“五反”运动结束后，国家曾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措施，随着合法经营的环境逐步改善，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私营企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生产和经营恢复正常，国家、集体、工人以及工商业者收入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都皆大欢喜。这一年，也就是老一辈工商界人士眼里那个“难忘的1953年”。 可是好景不长，在总路线这座“灯塔”的指引下，工商业者成为了亟须被改造的对象，不少人一时感到彷徨不安，心情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对此，工商联协助党和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有效缓解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恐慌情绪，安抚了人心。1953年10月，工商联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工商业者中开展宣传、学习总路线的活动。如：10月13日邀请陈毅市长对市、区工商联执委和拥有职工100人以上的资方代表作动员报告。如：11月10日组织召开1.4万余人的大会传达路线精神，包括了大部分30人以上私营工厂、8人以上私营商店中的资方人员。从11月底到12月初，各区工商联也先后组织几十次大会，向中小工商业户近5.3万人做了传达。全市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先后学习总路线报告的超过8.7万人。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工商界经历了从恐惧不安、疑虑丛生到最后接受总路线的发展过程。工商联中的许多委员多次结合自身接受改造的实例，向广大工商业者谈体会谈感想，他们现身说法，进行自我教育，使广大私营业主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四马分肥”一个热词的来由 在对工商业者的改造过程中，党中央逐步确立了和平赎买的方针政策，即采用有偿方式将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平收归国有，将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而“四马分肥”便是和平赎买初期的一种重要方式。 “四马分肥”政策，最早是由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来的。1953年5月，在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司关系问题》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中，李维汉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中，企业利润可“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俗称“四马分肥”。通过这种方式，既能够确保利润中“工人阶级得其大半”，又保障了工商业者的基本利益。这样一来，“企业中的工人，已经不是单纯为资本家生产，同时是为国家生产”，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和企业的生产效率。 “四马分肥”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释放了沪上工商业者的紧张情绪，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下，即便接受改造，还是有利可得的。根据这一原则，1955年国家先后对1953年和1954年的盈余进行分配，在确保工商业合法利润的同时，严厉打击唯利是图的违法行为。为此，工商联积极配合行政管理部门，辅佐经济政策的有序施行，结合人民法院对不法商户的处理，推动有关行业整顿经营作风，签订爱国公约，督促私营工商业者积极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减少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消极行为。譬如：1954年春节前后，工商联结合本市食油案件的宣判大会，组织和推动了数十个商业行业进行一次爱国守法教育活动，批评了私营工商业经营中抢购偷运、套购外流、投机居奇、抬价暴利、掺杂掺假、短斤缺两的违法行为，提出服从领导、服从管理、划清界限、老实经营、爱国守法、接受改造的24字改进方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公私合营 一句经常听说的话 对工商业者的改造过程中，国家采取的步骤是从收购、统购、统销、包销、订货、加工到合营。这些形式，在产品归国家所有和掌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和国家取得产品的形式不同而互相区分。从收购、统购、统销、包销、订货、加工到合营，在企业中，国家可以掌握经营管理权，工人群众则从为老板生产的观点改成为国家生产、为集体生产的观点， 上海刚开始试点公私合营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些问题。一些大厂的老板，平时经常与市主要领导接触，对总路线心领神会，表示拥护，但也有些想法，认为是“大势所趋，不得不走”，“时代如此，不走也要走”，并且诙谐的说：“合营后，汽车越坐越大（指由自备车改为公共汽车），房子越住越小。”后来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