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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时代记者个人微博叙事的伦理困境 摘要： 媒介融合趋势改变了传播领域的生态环境，传统媒体的记者开始在商业网站的微博平台中亮相，然而，个人微博叙事是否也应遵守职业伦理？个人微博的私人属性、组织属性和公共属性到底如何区分？文章从记者、受众和媒介三个不同层面来解读。 关键词： 媒介融合 记者微博 伦理 困境 互联网语境下，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自媒体。这其中，有一个现象尤其值得注意，即来自传统媒体的记者以实名身份在商业网站开设个人微博，既发布各类新闻信息，也公布一些私人生活与情感的内容，更有对时事的关注与点评，叙事风格上一改传统媒体的严肃刻板，呈现出随性活泼的鲜明个性特征。据新浪网2012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上开通的媒体人账号已经超过7万个，[1]媒介融合时代记者个人微博已具相当规模，其作为信息平台的重要功能及在舆论中发挥的影响力均不可小觑。 按理，记者以个人身份开设微博，其嬉笑怒骂均属个人自由，理应受到尊重，但是，一方面，记者在个人微博上也发布新闻信息，那么受众必然对其有一定的职业伦理期待；另一方面，由于记者业已存在的影响力，其周围已聚集大批粉丝，这些网民在接受其发布的即使带主观倾向的新闻信息时也易受其左右，由此导致的种种后果往往为记者所始料未及。如此，记者进行微博叙事时往往遭遇伦理困境，笔者试图从记者、受众和媒介三个不同层面来解读其深层原因，并提供建议。 一、记者个人微博遭遇伦理困境之深层原因 （一）记者层面：多重身份背景下角色定位的模糊化。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如一个成年男子，就可能有父亲、丈夫、儿子、公务员等多个身份，这些身份很多时候并不冲突，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可能因利益取舍而发生矛盾，从而使当事人处于伦理困境。关于记者身份，早些年因为先拍照还是先救人的问题曾引发大量争议，如《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发表骑车人在暴雨中摔倒的连续动作照片，河南电视台记者曹爱文为抢救落水者，果断放下采访任务为其做人工呼吸的事件等，这些在新闻实践中发生的职业责任与社会公德的冲突现象，归根结底表现为特定情况下角色定位的困境：定位在“记者”还是定位在“普通公民”，由此采取的行动会大相径庭，后果也必然不同。 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存在已久的身份冲突被进一步激化。其一，记者跳出传统媒体的束缚进入商业网站开设私人微博，就是为了能够轻松自由地书写，此时，他更多地是以一个普通网民的身份在叙事。其二，记者又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媒体的影响，毕竟网上网下他都是以实名的身份在叙事，聚集在微博周围的大量粉丝们，很自然地将其言论看做其职业活动的延续，此时，他更多被看做以记者的身份在叙事。实际上，很多传统媒体正是借专业记者开设的微博将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推向深入，由此来抢占社交平台的制高点，延伸自己在社交平台中的领地。其三，某些记者也可能有意识地利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来达到影响舆论的效果。如2011年8月《南方周末》记者李铁在微博中发表关于同性婚姻的不妥言论，引发笔仗与“内讧”；又如有些记者在姓名前署上所属媒体的名称或在微博中有意提及媒体名称，此时，博主身份的定位更加模糊化，其私人微博更像一方介于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灰色地带，无法彻底廓清。这种语境下，记者在微博上发布信息或发表言论时便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这就是麦奎尔指出的媒介职业角色的困境之一――“积极地参与与中立地传输信息之间的矛盾”。[2]在这二者的纠葛中，记者为模糊化的多重身份所困扰，陷入一种伦理的困境。 （二）受众层面：碎片化传播背景下对信息的误用与误读。微博短小精致，由于受字数上的限制，更像一个拉长版的标题，更多的信息被切断或隐匿，尽管可以通过设置超链接来拓展信息容量，但在微博以秒为单位刷新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只是停留在“首层信息”的了解上。微博主为迎合这种趋势，也尽量以更少的文字来阶段性地呈现关键信息。如此，微博平台整体呈现出碎片化传播的态势，并在无数次“转播+评论”的过程中再次被碎片化，一篇微博被多人转播和评论后，有时很难分辨出谁在“说”、“说”了什么，以及谁在“被说”。 在碎片化的信息海洋中，微博受众往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他们在转发记者微博信息时，更多地衡量的是该信息是否符合其对新闻真相的自主预期，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客观审视，由此便可导致受众对记者微博信息的误用。《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曾对微博中碎片化信息传播对事实真相的掩盖表达了深深的担忧，并认为，倘若受众“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只是选择性地撷取能证明自己偏见的信息和所谓‘证据’”，那么，寻找真相的过程便只是“强化自身偏见的过程”，只是“依赖既有的碎片化信息，去还原一个符合自己期待的真相”。[3]此外，由于微博具有即时发布的特点，一些需要整体来审视的系列微博往往被受众关注的其他微博打断，在这种情况下，又容易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