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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描摹 青春的记忆 两年前，当我读了曹敏的《雪阑堂诗笺》后，认为：曹敏，是一个具有浓厚诗人气质和才情的官员。现在，我又读到了曹敏的第二部作品集――《家乡有棵小白杨》，认定：曹敏既是官员也是作家，但这并非两种身份的简单叠加，应该说她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融合了中国独特政治视域的文学阐释，确切地说，是以一个现代审美和人文关怀为思考方式、以当代中国的政治理性为价值坐标的文学阐释活动，旨在用艺术化的、文学性的解读去展现历史上转型时期的人文情势和社会样态。 《家乡有棵小白杨》由二十五篇小说、七篇散文、一篇译作组成。仅此，我们也就不难见出曹敏对文学领域涉足的广泛与深入。《家乡有棵小白杨》中的二十五篇小说，按形制分，有中篇小说一篇――《管儿罗斯那地方》，微型小说三篇――《搭夜车》、《雪雕》、《疏漏》，其余，皆为短篇小说。虽然形态不尽一致，但都呈现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活跃着生动的人物形象，体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 呈现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对表现现实生活的小说进行审美的价值判断，是否表达出或呈现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与维度。实际上在丹纳意义上的文艺观上看，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所处时代的产物，都会在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等层面反映出其时代的某些特征。但是，曹敏的小说却都是自觉地去展现这一特征，她强烈现实主义的热切笔触无不在呼唤人们去关注、反思那段特殊时期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现实关系。《管儿罗斯那地方》，寒冷、黑暗、荒疏、贫困，这正是1973年到1978年时代环境、氛围的写真，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穷困、愁苦、焦躁，也恰是其时整体中国社会情势和人们生存状况的缩影。除此之外，若将其它二十四篇作品连起来析读，会让未经历者真切地认知往昔岁月的容颜与脉动，使经历者获得骤然回到二十世纪中国第二个黄金期――八十年代（第一个黄金期是五十年代）穿越般的体验。 所以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称为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期，是因为以1978年为历史节点，中国由僵化走向解放，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保守走向改革，由落后走向先进，由贫穷走向富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爽朗乐观、意气风发、昂扬奋进、积极进取的品格与状态。因此，它值得书写，更值得回味与铭记。 《灯光二十一点以后》，叙述的是担任了学生会检查组组长的“我”与拒不执行学校“二十一点以后”归寝熄灯休息的决定，而继续苦读的黄啸的冲突；《蓝色滑冰场》上，通过舞弊进入大学的任志强，时刻没有停止对“自身的卑劣”进行批判、反省、斗争，最终做出了自动退学重新开始的选择，也因此赢得了同学“他是个真正的强者”的赞叹；《家乡有棵小白杨》里，临近毕业的武若阳、杨晓青，为了坚守事业的理想和爱情的纯洁，做出了放弃城市的舒适，奔向艰苦的农村的人生选择；刚走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仍保持着稚气和纯真而直言犯上，由此导致了把夫妻《和谐二重唱》视为仗势欺人的误会……所有这一切，都以典型的形象真实地反映出了结束“文革”、恢复高考、“为中华崛起而努力读书”的大学校园生活和大学生的精神状态，表现出了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率先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活力四射，意气风发，昂扬奋进，积极有为。 改革开放，首先带来的是思想解放、精神松绑、价值多元。但这一局面始终伴随着与保守、僵化、单一、沉寂的势力的矛盾斗争而逐步深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变所带来的产物，更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变革的进一步深化的催化剂。然而，精神层面的改变虽然常常和经济基础总体一致，但是较之后者更加复杂多变。现实生活的迅速改变常常和人们自身意识转向的不连续性产生冲突，新旧价值体系常常在此交锋。《朋友?午餐肉?街头小报》中，“我”与雪村、高尔本是有着共同志向――爱好文学、创办自己的出版阵地的“朋友”。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兴致勃勃地把志向转化为实践：成立起小地文学社，并决定创办小地文学报。如此的作为却被“我”的顶头上司区长“呼声急”定性为“搞黑组织，非法出版街头小报”而勒令取缔。政治上的打压与经济上的窘困使“朋友”屡遭磨难，只好偶以“午餐肉”就酒消愁提神振气，但终未摆脱美好的志向化为泡影的结局，“我”也因此愤而与原单位、“呼声急”“拜拜”。曹敏的笔触并非悲剧性地展示转型期新观念的羽翼不丰，而是以深刻、冷静、客观的态度去呈现社会生活和人文进程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而这正是当今社会深化改革进程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之一，这种复杂和不平衡依然并将长期存在。这虽是大时代里的小故事，但它却反映出了改革开放之初，新、旧两种观念、势力矛盾、斗争的激烈性与必然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发展与进步。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是新的社会群体、阶层――农民工、个体户的出现，《外包工》、《永芳》就真切地记录了这一重大的时代变化。而其价值和意义还不止于记录，更在于揭示：通过《外包工》国基和农村妹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