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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辩护律师阅卷权制度之完善建议 江苏东臻律师事务所 江文涛 ［摘要］获得辩护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国际人权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而阅卷权则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通过阅卷获悉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和信息，为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刑事诉讼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充分法律帮助及有效辩护奠定基础。辩护律师充分行使阅卷权有利于实现公平审判、有利于保障人权，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辩护律师阅卷权在法律层面和司法实践中受到了诸多制约，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虽试图作弥补，但未见实效。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又作了重大修改，在其实施后将极大缓解辩护律师阅卷难的问题，但尚有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本文探讨了我国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模式选择，即卷宗阅览和证据展示在我国的选择，并提出了完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的一些建议，包括立法和制度完善上的具体构想。 ［关键词］：刑事辩护 律师 阅卷权 立法完善 一、我国辩护律师阅卷制度的模式选择 在解决我国辩护律师阅卷难的问题上，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仿效英美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他们认为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可彻底解决我国辩护律师阅卷受制的困境，因为证据开示制度更符合控辩平等的要求，同时除了能够为辩方提供便利的阅卷条件之外，还有利于发现客观事实，实现诉讼公正；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公诉人做好出庭支持公诉的准备；有利于保证案件审判的质量；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1］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只要赋予辩护律师充分的阅卷权，没有必要一味西化，建立证据开示制度。［2］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人反对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认为该制度有其缺陷，其一、被追诉人在法庭审理时可能作不实供述，如翻供或隐匿证据，以及与其他同案人员进行串供活动，滥用证据开示的权利。其二、证据开示可能影响证人的安全，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获悉案件证据信息后，很可能通过贿买手段获取与事实不符但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或用威胁、恐吓甚至于暴力手段使证人不敢或不能出庭作证。即使证人保护制度完备，也未必能绝对保障证人的人身或其他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从而使得证人不出庭现象更加普遍。三、证据开示会导致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浪费，导致庭审的“低调处理”，使法庭审理仅具形式意义，可能造成诉讼中较大的混乱。［3］ 笔者认为，虽然卷宗阅览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有很大区别，但两者在保障辩护律师获悉控方所掌握的案件信息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种制度最终的设置目的都是为了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和诉讼利益，两者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分，而要看哪个更适用一个国家的国情、司法体制以及法律环境并且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么证据开示制度是否比卷宗阅览制度更适合我国国情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诉讼体制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在司法上法院独立审判，法院对检察机关还享有司法审查权。在我国，一方面，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理论上法院和检察院地位平等、相互制约，但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又赋予了检察院国家以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所以检察院负有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监督权，这就使得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对其他参与机关和当事人相对优势的地位。法院无权对检察机院需开示的证据范围进行司法审查；无权作出开示或不开示证据的命令，不得要求检察院强制开示证据；无权对拒绝履行证据开示义务者作出制裁。另一方面，虽然1996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引导刑事诉讼向控辩式诉讼模式发展，但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对抗制因素的庭审方式后的十几年间，并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也从未真正的平等过，其实质上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制中，检察官的垄断和法官的预断成为真正施行控辩式诉讼模式及证据开示制度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证据开示制度运行不易。 2、诉讼观念 当今世界各国，在刑事司法业界中，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和诉讼利益的保障已成为一种主流思潮，但在我国，在一些检察官的概念中，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便是与罪犯及其犯罪行为作斗争，“有罪推定”的思想印迹依然难以抹去，其将辩护律师视之为对手乃至“敌对方”。所以，就控方而言，思想上还无法完全接受将证据完全开示给辩方的观念。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突出和强化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制约关系和增强辩方的防御能力是实现被追诉人人权和诉讼利益保障的两个重要途径，而增强辩方的防御能力的关键则是确立律师辩护权以及从辩护权衍生而来的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法律地位。司法实践中有关辩护权行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作为辩护权重要组成部分的阅卷权的受制成为一种常态，这主要是由于辩护权的法律地位未能正确确立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