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快速老龄化与中国城市养老新平衡模式.docVIP

人口快速老龄化与中国城市养老新平衡模式 　　导读：所谓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指的是以城市社区为平台，通过积极整合社区内部的各种现存的资源禀赋，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卫生保洁、医疗保健等服务，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理想。可以说，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借助于包括正规服务、社区志愿者以及社区支持网络等在内的社区特色资源、优势资源等各种资源来支持城市养老。】 导读：所谓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指的是以城市社区为平台，通过积极整合社区内部的各种现存的资源禀赋，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卫生保洁、医疗保健等服务，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理想。可以说，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借助于包括正规服务、社区志愿者以及社区支持网络等在内的社区特色资源、优势资源等各种资源来支持城市养老。 一、我国城市养老的结构性困境 （一）人口结构与养老方式转型的脱节 人口结构老龄化变动趋势对当前社会提出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让老人能够在晚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天年。在传统社会，养老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养儿防老”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抚养老人也是子女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但是，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养老的社会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即由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向制度化养老、社会化养老转变，即养老已经从传统社会家庭的内生性功能中分离出来，由专门的社会机构承担养老功能。在高度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尽管养老负担同样沉重，但是，制度化、社会化养老已经成为主导性的养老模式。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国家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型与养老方式转变历程，中国却必须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中国养老的最大问题在于，制度化、社会化养老模式刚刚起步就要直面来势凶猛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型浪潮，简言之，社会化养老严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正是社会化养老发育迟滞与人口老龄化进程过快之间的脱节，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已有养老模型面临的种种结构性困境。一般来说，养老不外乎两种方式：或者是家庭化养老，或者是社会化养老。但是，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已经无法有效地解决中国城市养老问题。 （二）传统家庭养老与现代家庭结构的失衡 就家庭养老模式而言，其核心内容指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主要是配偶、子女、孙子女和其他亲属等）向其丧失劳动能力与生活自理能力的父辈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提供经济供养、生活资料和生活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与安享晚年的养老模式。按理说，基于亲情血缘关系的家庭养老模式对老人的晚年照顾更具有针对性和人情味，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但是家庭养老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以往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向现今的父母加子女组成的微型化、核心化的家庭结构转变。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2000年80.23%的中国家庭是由4人及其以下成员组成；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规模为3.10人，比2000年减少0.34人。可以看出，最近10年来，中国社会家庭规模继续缩小，以父母加未成年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家庭结构的主体模式。家庭结构核心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在居住空间上表现为代际分离的典型特征，特别是由于当前社会大规模的跨区域的人口迁徙与流动，子辈与父辈在居住空间上的分离很可能是长距离、远距离的。显然，空间上的隔离直接弱化了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的功能。除了空间上的隔离造成的不便外，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还面临时间与精力上的制约。在正常情况下，进入60岁后老年期的父母，其子女往往正处于40岁左右的工作、事业发展的人生黄金期，其结果是沉重的工作压力再加上费神劳心地抚育子女使得照顾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另外一个对家庭养老模式造成打击的因素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这进一步导致城市核心家庭缺乏照顾老人的足够人手。显然，家庭结构的变化、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离巢高飞”的频繁的社会流动，以及竞争激烈、压力巨大的城市生活方式等等，都意味着家庭已经无法继续承载养老的功能。其实，城市空巢家庭的大规模剧增，同样可以看出家庭养老正在弱化。 （三）社会养老与现代社会需求的矛盾 就社会养老模式而言，其核心内容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为老年人集中提供有偿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以保障老年人安度晚年。对于以机构照顾（Institutional Care）为主体的社会化养老模式来说，同样存在问题：其一，社会性养老机构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养老的需求，而且既有的社会养老机构在质量上也参差不齐。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高达1.79亿人，而全国各类养老机构所拥有的床位却非常有限，只能为不到1%的老人解决住房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养老床位数占老年人口数的5%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