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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与郊区新城的发展困境和应对策略 　　导读：当中小城市与郊区新城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演进的主要模式和发展态势的时候，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能源消耗的高排放、环境资源的非生态、城镇功能的差异化等建设难题与发展瓶颈，却正成为中小城市与郊区新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它亟待我们依照现有国情和转型经济的特征进行审慎分析和对策探询。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1.009 　　一、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瓶颈 　　随着中、东、西、东北四大区域发展规划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出台，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我国的经济版图规划进入了新阶段，区域一体化、组团化、多核化等城市发展的“聚集-互动”关系，已成为我国依赖非农业化为生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对于我国城市间的发展而言，区域一体化意味着城市之间通过深度参与的经济分工和合作，按照自然地域的地理资源条件，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化和高效化的联合体，以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彼此的竞争优势。 　　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矛盾随之产生，许多原有的制度秩序也随着这样的进程发生逆转性变化，甚至成为竞争的阻力。诸如传统行政区划的条块分割制度，因为产业成果与投资供需的差异性，造成区域之间的不协调、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使得区域内部产业缺乏弹性的创新与升级机制，而这种偏差造成的区域性落差，使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大产业关联度进一步拉大距离，难以吸收外部经济资本，经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因此难以扩张与转型。虽然，在区域经济领域，谁也不否认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扩大市场容量、实现区域经济利益的共同增长，是科学正确的选择，但事实上，在区域发展取得突出成绩和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我国诸多中小城市及郊区新城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区域间分工不合理，地区落差明显 　　由于受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及地域经济历史权重的影响，我国中小城市与郊区新城在发展速度和结构优化方面，存在被动与缺失的双重压力，造成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多重性不对称。在中小城市与郊区新城开发过程中，我国还出现了由于功能设置不平衡而导致的新城变成卧城、空城的现象。一些旧城因为功能开发的欠缺，城市化进程中同周边其它城镇相比，落差明显，如江苏的锦溪、千灯与昆山相比，对土地资源的消化吸收就体现出区域分工上的很大落差。因此，加强规划整合，推进工业区块与周边城镇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区与区交界地区的规划衔接，对中小城市及郊区新城的规划体系优化显得十分重要。 　　（二）区域性政策有差异，公共服务落后 　　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拥有享受公共服务的同等权利和实现发展的同等机会，但由于区域性政策上的差别，许多新城居住环境往往与生活服务功能、工业产业定位、人口结构定位、高等级事业配置等不相配套，例如蓝领白领公寓建设的滞后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行政层次过细过低问题、城镇文教科研设施服务定位问题等，这一切使得统筹联动效应大大削弱，而且文体设施、交通道路的不配套更进一步加剧低碳城镇化产业链、生态聚落链的不畅通，水电煤等基本设施的服务远不能和核心城市相比，居民生活成本大为增加。像孝感这样的中等城市，至今没有瑜伽训练馆、保龄球馆、游泳馆，少有的几个电影院还破旧不堪，健身中心、儿童舞蹈培训基地也是设施简陋。满街最多的是网吧、咖啡馆、酒吧、茶座、“卡拉OK”、美容院、洗脚屋之类低档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形成当地特色文化的外溢性审美效应。2003年湖北襄樊建CBD（中央商务区）后，截至2011年，无锡、淮南、温州、晋江、义乌、黄石、绍兴、佛山等地相继申请建造，武汉的王家墩中央商务区有限公司还特意重金聘请美国麦肯锡公司进行了量身策划。但是那些城市的GDP同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相比，差距有的甚至在五百倍以上，百货业态的快速升温与风险泡沫使盲目拔高城市定位的问题凸显，城市病也在缺乏宏观而长远的规划误区里频频爆发，宜居性大打折扣。 　　（三）管理上主导性不强，市级统筹不高 　　由于区域间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区域间一些基本利益关系尚未理顺，生态补偿等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区域管理体制尚不到位，核心商务商业、公共服务功能区和重点产业园区缺乏快速城际交通的支持，导致中心城市核心功能的聚焦程度较差。同时，非密集型城市的构筑，也使居民出行成本增加，非户籍人口得不到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示范引领和政策惠及。即使是像上海沿淀山湖佘山的照猫画虎的所谓顶级别墅地产，在性价比上仍无法跟上海市中心的花园洋房联袂媲美。发展中小城市与郊区新城，其本质是更人性化、宜居化、生态化，是以低密度、分散化、不紧凑为特征的，但现在某些富裕城镇对资本的运作十分夸饰，因而人们对诸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