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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时代养老服务的第三部门参与 　　导读：学术界关于城市养老服务的研究表明，城市养老服务模式的设计必须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合作；很多实证研究则更关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作的方式。上海公益招投标、公益创投和公益孵化园建设的经验启示我们，养老类社会公益组织的培育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样，养老社会化模式的另一个焦点就变成了如何培育这类社会组织，使其生成、发展、壮大。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指标，主要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那么根据这些指标，中国的老龄化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组数据。2006年2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1999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是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具体数据如下：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同时期上海在这一指标上的比例为18.48%，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值。报告还预测了21世纪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认为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即老年人口总量稳定在3-4亿，60岁以上老人所占总人口比例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稳期。根据最新发布的《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到1130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8.473%，高于2004年的7.583%。 　　所有这些数据似乎足以使我们达成以下共识：21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断老龄化的世纪。具体特征表现为：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即未富先老；高龄化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发展的地区和城乡不平衡等。所以，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成了21世纪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真问题。 　　二、应对老龄化的已有对策和研究总结 　　关于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学术界的对策研究和全国各地区的实践探索并不缺乏。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城市养老服务的提供应该走一条“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模式。政府应该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内容，比如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对于那些不能由政府提供的整齐划一的公共服务所能解决和包办的个体化、微观化的需求和问题，则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优势。 　　总体来说，城市养老模式设计的总体原则应该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部门合作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 　　政府在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主要责任是“保基本”，也就是保证每一个老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断调整基本需求的内容和水平。 　　营利性的市场类部门则应该充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满足那些具有较高需求的老年人。但是很明显，这类部门覆盖面是非常有限的，通常服务于一些私人资源比较丰富的高端老年人群体。 　　我们认为社会的主体应该包括家庭和社会组织两个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现在人们通常习惯性地接受这样一个假设：家庭的养老功能是不断弱化的。如果从老年人和成年子女在居住上的分离，以及现在4-2-1家庭结构的生成诸如此类的角度来讲的话，无疑这一假设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从家庭成员情感的支持角度来看的话，家庭在面对市场的各种风险和工作的各种压力的时候，往往增强了情感方面的凝聚力。家庭作为一个情感共同体对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维度。所以，我们把家庭精神养老归为社会的力量。另外一个社会的主体是现在大家谈论比较多的非政府组织，这类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类组织的区别在于，它是靠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门，不把营利作为自己组织的主要存在目的，通常是由那些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关怀比较强烈的个人发起成立。 　　如果说政府部门是通过社会养老保障等强制方式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即公共服务)，市场类部门是通过营利方式提供私人利益/部门利益的话，那么社会组织即是靠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门。通常我们认为，这类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提供的主要的方式就是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招标。我们也探讨了这类组织在提供社会公益服务的过程中相对于政府的高效、灵活、提供服务的特殊性，相对于市场类养老组织的公益性、非营利性，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类养老组织的发生过程的研究。也就是社会养老组织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们也是从中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