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传统的革命从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说起.doc

珍视传统的革命家：从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说起 ? 2011-10-10 10:46:34　　　 　　 苏亦工 最近几年里，笔者对董老法律思想的研究进展甚微，主要原因还是资料不足，因此笔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搜集资料上。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收获甚微，但还是想就此做一交流。 ? 有关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就笔者所见，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项。第一件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查业经出版的几部董老文集均未收录，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的《董必武年谱》（第99页）提到了此信。[2]该信的内容比较简短，主要是回忆中共一大会议的情况，信中说一大会议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据编者注，该报告的中文原稿没有看到。第二件是《杨兆龙法学文选》收录了一封杨兆龙《致最高法院董必武院长的一封信》，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立法的若干问题》，据该书编者注说：杨兆龙教授早在1950年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经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介绍与董老会晤，畅谈中国的法制建设问题，深得董老赏识，当即任命他到上海去出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一职。1957年下旬，杨兆龙教授就社会主义立法的若干问题，草拟了一封致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信。本想由《新闻日报》记者陈伟斯通过该报驻京办事处转送最高法院，但此信被截留。原件被砍头去尾作为反面教材见于1958年《法学》第1期傅季重的批判文章的附注里，至今鲜为人知。[3]第三件是1957年5月董老为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撰写的题词，全文为：这本《书目简介》的编著，只是整理我国法制史资料的开端。希望有志这门学问的人赓续前进，扩展法制史的研究工作。[4]这段简短的文字以墨笔手迹的形式载于该书版权页之后，其性质介于题词和书序之间。全文虽然不过寥寥47字（不计标点符号），但从中仍能看出董老对我国固有法制及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视。 此外，笔者本人组织了两次采访：一次是2003年春季采访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怀安同志；另一次是同年冬季采访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邢亦民同志。两份采访的实录均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生孙琦整理撰稿，经笔者修订后分别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和2004年夏季号。在这两份访谈录中，受访者都提到了有关董老的情况，可视为重要的口碑资料，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口述历史。注重和加强口述历史或口碑资料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在当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许多曾经与董老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同志，目前年事已高。光阴荏苒，这项工作如不抓紧，许多材料就很可能会永久湮灭。那不仅非常遗憾，也使我们丧失了更多了解历史的机会。 ? 以上笔者介绍的那几件散见的材料，可以说并没有提供多少关于董老研究的充足信息，各材料之间也缺乏联系性，因此也不可能单凭这几个材料作出什么系统的研究，但是对这些材料的搜罗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 其一，研究董老的法律思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已经出版的各类董老文集上。搜集有关董老的研究资料，在有关档案正式解密之前，也不能指望有什么集中的、大规模的发现。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静候等待，必须拓宽眼界，从点滴做起。譬如上面提到的《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杨兆龙致董老的信以及董老为《中国法制史书目简介》撰写的题词，都不见于各类董老文集之中，但其中提供的信息对研究董老的生平和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宽到其他国内外已经和尚未出版的各类文献上，大海捞针，有时也可能会淘沙见宝。 ? 其二，我们不能忽视间接材料和旁证材料的搜集和利用。所谓间接材料和旁证材料，即并非直接涉及到董老但可能会对研究董老提供重要线索或帮助和启发的材料。譬如董老自幼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1903年中秀才，后又东渡日本求学，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受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革命事业。中共党内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譬如著名的延安五老（或十老），有着与董老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在思想、见解和情感上肯定也会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我们研究董老的时候，不能忽视对他们的研究。 ? 总之，通过对上述零星散见材料的发掘整理并结合既往已公布的资料加以研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认识：董老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尽管在赞成和支持革命这一点上与他同时代的主流革命家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在如何对待法制、秩序和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却又与他同时代的主流革命家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来说堪称是一个疾风暴雨的革命世纪。在面对法制、秩序和传统文化时，主流的革命思潮可以概括为蔑视和破坏。 ? 1928年春，井冈山的工农红军出击湘南至桂东县，4月初一，在该县沙田圩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