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编史思想发展线索——兼论科学编史学学术结构.doc

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 ──兼论科学编史学学术结构 袁江洋 摘 要：本文简要地勾画了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以此为基础，就科学编史学的性质及学术结构（概念、研究维度）进行再界划。 关键词：科学编史学；线索；学术结构；问题簇 一、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 科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开始受到较为普遍的关注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与准研究规范，而不仅仅是作为少数年迈而著名的科学史家对自己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或追忆，是自萨顿时代结束以后的事情＊。但是，正如在科学史开始于萨顿时代发生学科化之先就有着科学史研究一样，在科学编史学成为一种显学之前，就有着关于科学史研究之编史目标、原则与方法的探讨。 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科学史这门学科所走过的历程的一个缩影。因此，考察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史这一学术领域里所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而且有助于我们领会、洞察科学史的学术走向以及我们科学史研究者的使命。[1] 科学史的写作从来就浸透、体现着形形色色的写作旨趣、功利性目的及特殊的价值观，这一点，即便是在前萨顿时代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皇家学会始建之初即有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这样的名为历史实为辩护词的著作问世；启蒙时代的哲人如伏尔泰曾按照自己的哲学见解解释牛顿，并揭开了塑造另一位牛顿──作为“理性之父”或“科学家典范”的牛顿──的序幕；而更多的著作则出自被人们称为“科学家－历史学家”的撰写者之手，其主要目的在于叙述其作者本人所在学科或所研究问题的发展沿革。毫无疑问，科学史前史只能是关于某种寄生性的事业的历史：有关著述的撰写并不是在某种独立的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导引下进行的；科学史也不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它寄生于、附属于并服务于其他的学术事业──其最重要的宿主当然是科学而非史学。 只是当科学的社会地位一再上升之后，科学史才随之开始于本世纪初于美国发生专业化。在萨顿（G.Sarton，1884-1956）之先，在法国，坦纳里（Paul Tannery，1843-1904）就曾有过促使科学史发生专业化的梦想。坦纳里甚至殷殷地期望科学史家能保有一种独立的历史意识，使自己区别于职业科学家。然而，这位充满自由精神的“业余”科学史家在竞争法兰西科学院科学史教授职位时──欲实现他的梦想，这是第一步──便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梦想的继承者，萨顿，多年以后在追忆起这一幕悲剧时，曾指责当时负责遴选工作的人士不懂科学史的底蕴；但联想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又说道：“我们不必过于严厉地审判1903年的那些决策者，因为今天仍然有许多这样的决策者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并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懂得科学史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之有着错误的见解”。[2] 尽管萨顿的事业也曾一度受挫，但就推进科学史的专业化而言，他毕竟赢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为什么坦纳里与萨顿分别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是因为萨顿比坦纳里站得更高些么？不。象坦纳里一样，萨顿希望通过一场伟大的综合来实现科学史的专业化。但是，萨顿却不象坦纳里那样渴望追求科学史家独立的历史意识；或许，萨顿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此。坦纳里在构想他的史学纲领时试图通过一种历史型的理念对以往的科学史研究进行梳理，并希望在这种梳理过程中发现新科学史研究的蓝图。而萨顿的综合则“通过一张力图揭示‘科学进步’的理性之筛，为现代科学史研究确立了最初的目标、价值、研究规范以及原则，因此，在今天看来它是极不完备的；它深深地植根于那一个世纪之交里人们对于科学的本性、对于科学与历史、哲学乃至于一般人类生活之相互关系所持有的某种共同的看法或信念之中，并因此而取得了它的成功”。[3] 萨顿坚信：科学是唯一的一项在进步的人类事业，对科学进步历程的揭示就是对人类理性之进步历程的揭示。这样的信念在一个科学主义上扬的时代、在一个相信科学进步必将引发人类社会进步的时代，的确是一种极富于魅力的东西。按照进步的原则设置编史方案，萨顿认为，凡是有利于科学进步的因素都值得描述，而凡是不利于科学进步的东西则应予以剔除。萨顿式的编史纲领无疑带有显著的辉格色彩，它将科学史简化成了实证知识史；按照这类纲领，科学史家只是科学知识进步过程的记录者或关于科学进步的史料的整理者。而且，萨顿从培根主义角度或者说更多地从“事实”出发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他梦想在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多卷本巨著中囊括古往今来的全部科学发现；无疑，相对于揭示科学进步这一编史目的而言，萨顿的编史方案不但是难以实现的，而且远不如思想史式的方案来得有力。 早期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例子可见于法国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的工作。迪昂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看待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与性质，他将哲学分析大量地引入了其旨在揭示科学理论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