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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历史中的理性　　民族主义 　　阿克顿在《自由的历史》中说，民族主义的目标即非自由，也非富强，这两者都要从属于一种更高的必要性，就是民族成为国家的模子和尺度。史华兹也在《严复与西方：追求富强之路》中说，如果赞同保存和推荐作为民族象征的社会实体，并把实现这种目的置于其他任何价值观念和信仰之前，如果对其他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取舍是根据他们与这个目的的关系而定，而不是相反，则明确的民族主义就出现了。 　　民族主义后来缔造福柯的牧人式权力。这种权力，按照它本质规定性，并不是为了权力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它的目的在于每一个人的完善。政治不单纯是权力的斗争，而且还有世俗救赎的意义。如果追求权力斗争的行动，没有披上后者的法衣，可能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的，犹如流星一般，在历史之河中没有痕迹。因此不管以何种血腥和罪恶的方式攫取的权力，例如暴力革命、军事政变，都力求获得大众的同意或默认。 　　这里出现了吊诡。工具性价值反而成为首要目的。被民族情绪的魔咒所锢，这正是后来历史悲剧的根源。 　　民族主义者裹挟民众的意志，是通过复杂的、精密的说理机制，告诉他们民族主义者给他们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民众与政治哲学背后的神秘相隔绝，只有依赖于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就是说，只有以知识分子的人格为中介，他们才能间接与神秘有较为确定的联系，如此，他们才能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应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民族主义的。当只有一种民族主义信仰时，例如1925年以前，知识分子的使命便在于提供解决民族危机的方案。当诸神争竞时，例如国共分裂以后，权力则依赖于你死我活的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不仅限于为期本身的政治哲学寻找普遍性，从而意图获得承认，而且还致力于破坏民众对对手的政治哲学的信赖，攻击对手的具有社会地位，或者的公众身望和自信心，与古老的方法，直接诉诸武力和压迫一样，都是为了镇压、毁灭对手的意志，把他们推向混沌和虚无的深渊之中，与不道德和罪恶一体，让民众不能信赖，而且起来毁灭他们的人格或肉体。 　　政党与训政 　　民族国家是要使个人直接对国家发生忠诚，而个人对宗族、团体、党派的忠诚受到排斥。现代宪政制度的最初倡导者，大都对社团怀有敌意。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党派的出现，视为道德腐朽的象征，于是不遗余力禁止政党组织的出现。卢梭认为，特殊意志是公意的敌人。按照公意原来的定义，是不能容忍结社组织介入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对结社发动了系统、全面的攻击，通过激烈的法案，禁止地方性与职业性团体。华盛顿认为，党派最终将成为狡诈、野心勃勃和无原则的人的政治工具，他曾经有意邀请汉密尔顿和杰弗孙共同入阁，目的便是借此防止他们致力于政党政治。他还在总统离职演说中苦口婆心地劝戒美国人不要介入和制造党派。 　　今天被视为宪政不可或缺的中介的政党，我认为是为了解决知识分子——民众的关系而得以认可的。 　　国民党与自由主义的联系很深，不少党内元老支持自由主义宪政理想。孙中山前期走的也是宪政道路。但历次失败和五四运动改变了孙中山的思想。他提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理论，确定先知先觉者为领袖，组建后知后觉知识分子的政党，对不知不觉的民众进行训导。1920年修订党章时加上训政这一条，就是他的尝试。1922年再次失败后，孙中山反思自己对自由主义宪政的认同，转向集权政治道路。俄国人和共产党人也批评孙中山只依靠变化无常的政客和议员，建议他重视大众宣传。这种雅各宾派知识分子——民众关系也影响了他。于是，孙中山从 1923年1月开始重视广东的党治问题。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一党建国的纲领。这样，孙中山的高度纪律性的党治国家理想得以确立。 　　人们相信人性中存在政治法律理论的基本原则。民族主义借助于古典的道德思想预设个人完善和道德救赎的核心隐藏在公民的的人格之中，领袖和知识分子本身作为完善的个人，他们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制定一套社会制度，使个人成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可以遵守铭刻在心中的戒律，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孙中山作为先知先觉者创造出了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认同和独立自由思想。当这些程序演化为一种制造新民的体制——即党治国家时，这种体制本身就开始呈现诸多集权国家的特征。 　　党治国家是民众同意的，在1931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以民主程序投票表决通过。 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1996年)描绘了中国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的理想，再从一个国家的理想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然后再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知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绝对声音出现的里程。 　　这种运作实际上是语言功能转化。不断的宣传、强调就可以将本来只有一定联系而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三次，就是真理，就是这层意思。如果一个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