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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优先：不宜作为诉讼原则 ——兼论调解泛化的危害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小飞 胥洪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作者简介： 王小飞,男,1966年4月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88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7月在邻水县人民检察院参加工作，1994年8月在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2002年3月任武胜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2006年9月任华蓥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08年9月至今在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任纪检组长。 胥洪刚，男，1971年11月生，汉族，大学文化，1988年12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历任四川省华蓥市公安局消防队员、副队长，华蓥市人民法院书记员、政策法律研究室主任、政治处副主任、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华蓥市华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联系电话：0826-2333255电子邮箱：xhghfz@126.com。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编号： 调解优先：不宜作为诉讼原则 ——兼论调解泛化的危害 内容摘要：调解作为东方经验，对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任何事物的存在只有利没有弊，或者只有弊没有利，只是利弊有大有小，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合理平衡，从而趋利避害。调解也不例外，也许它在化解部分矛盾纠纷个案时确实能够起到较好的作用，但是对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同时，调解结案对办案单位、办案人员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不作任何强调，调解也极易泛化，泛化之后的调解对社会和谐稳定危害无穷。“调解优先”有片面夸大调解功效，助推调解泛化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不仅不宜将“调解优先”作为诉讼原则，而且还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调解泛化，以达到调解的个案效果和社会整体效果、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有机统一，把调解的有限作用发挥到极致。全文共9322字。 关键词： 调解优先 调解泛化 危害 防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转型，各种矛盾纠纷大量涌现。为缓和社会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减轻法院办案压力，调解作为“润滑剂”、“减压阀”、“缓冲器”高频使用。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加大调解力度，妥善化解了大量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特别是在处理因企业改制、用工制度改革、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土地承包经营等社会敏感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的，法院依法不能受理，或者受理后不能通过一纸判决就化解得了的矛盾纠纷方面，调解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其他手段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之也产生了片面夸大调解作用、滥用调解化解纠纷、调解不择手段等调解泛化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强调“调解优先”，客观上起到了加速调解泛化的作用，需要决策机关高度警惕。 一、调解泛化的内涵和特征 “泛化”原本是生物学名词，是指某种特定刺激形成条件反射后，相似刺激也会诱发同样的条件反射。后来，人们将其推广引用到诸多领域，从而形成了泛化理论。笔者依葫芦画瓢，将其引用到矛盾纠纷化解领域，便形成本文所称的调解泛化概念。 （一）调解泛化的内涵。所谓调解泛化，是指由于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确实表现出巨大作用，人们便对调解的内涵、作用、地位出现认识偏差，片面地把调解看成是可以解决一切矛盾纠纷的，没有负面作用的最佳纠纷解决方式，无限扩大调解适应的对象和范围，对调解下硬指标、定硬任务，甚至下死命令，以致违法调解、强制调解、调解过程中欺软怕硬，严重损害公平正义，动摇群众依法治国信仰，严重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现象。 调解泛化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无限夸大调解作用，把调解作为处理矛盾纠纷的目的。不管可调解不可调解，也不管当事人愿意不愿意调解都进行调解，企图达到所有矛盾纠纷都调解结案。二是欺软怕硬，违法乱调解。使目无国法，胆大妄为的人占便宜；让遵纪守法，胆小怕事的人吃亏。三是群众知道法院“和稀泥”，原本遵纪守法的群众也纷纷视法律为儿戏，使法律实施受阻现象变成社会常态。 （二）调解泛化的特征。调解泛化虽然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现象，但是这些心理现象常常通过确立的诉讼原则比如“调解优先”体现出来，通过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言行流露出来。总的来讲，调解泛化主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片面夸大调解功能。调解结案对办案人员自身的好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个别人为了调解结案，可以说只要能够动用的手段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情况下还将“能调则调”提升为“调解优先”，就有片面夸大调解功能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