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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合：翻译的结果 　　【摘 要】翻译的本质在于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要达到交流的目的就必须考虑译文的可读性，这就导致了翻译的杂合性。本文将结合韦努蒂的翻译主张和语言文化的异质性论述杂合是翻译的结果，是处于归化、异化之间的第三种状态。 　　【关键词】杂合；翻译；韦努蒂；结果 　　1.引言 　　“杂合”（hybrid）这一概念最初从生物学中发展而来，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Simpson Werner，转引自孙会军2003）。后来自然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以及社会、人文科学也借用了这一概念。在这些学科中，“杂合”指具有发生交流的两方的特点、但与两方又都不相同的混合体。在翻译领域借用了这一概念的主要有韦努蒂、巴赫金以及后殖民理论家。本文主要通过杂合与归化、异化直接对应关系和语言文化的异质性论证杂合是翻译的必然结果。 　　2.韦努蒂由二元对立到杂合的转变 　　施莱尔马赫认为译者能选择的翻译策略只有两种―非归化即异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第三种方法可以达到具体的目标。作为施莱尔马赫的继承者，韦努蒂的翻译主张却逐渐由二元对立转向杂合。张景华将韦努蒂的翻译主张和理论激进颠覆期（1986-1998）和反思砥砺期（1998至今），（张景华，2009：1）激进颠覆期，韦努蒂采取非常激进的方式批判和颠覆传统译论，针对英美国家“译者隐身”的文学翻译传统，突出译者的主体性，强调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主张通过异化翻译挑战英美文化霸权。（同上：2）反思砥砺期，韦努蒂逐步消解异化与归化的对立，反对过度陌生化的翻译强调翻译伦理的本土应变。（同上：3）韦努蒂在《翻译的窘境》中明确提出“杂合性（hybridity）”是翻译作为抵抗霸权的重要形式（Venuti， 转引自张景华2009），可见杂合与归化、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施莱尔马赫给归化和异化分别下了定义：归化法―即从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异域文本屈从于目的与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异化法―即偏离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的我族中心主义，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派送出国（Venuti，转引自张景华2009）。韦努蒂批判性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并且将归化与异化提升到政治高度，韦努蒂认为归化倡导流畅的行文是对原文本语言文化异质性的扼杀，其本质是为文化霸权服务的；因此韦努蒂极力主张异化，彰显原文本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反对文化霸权。激进颠覆期的韦努蒂强调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不可调和。 　　“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Nida，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Even-Zohar，而将这一对概念引入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则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Venuti”（王东风2002）。归化异化两派的争辩由来已久，却不见高下。根源在于归化与异化的切入点有所不同，归化侧重语言形式的转换，而异化侧重文化层面的交流。奈达的动态对等主张译文内容最接近原文，可正如王东风所说归化的翻译虽然满足了“读者阅读顺畅的需要”，但却容易“伤及文化的交流，无意之中蒙蔽了译文读者”（王东风，转引自韩子满）。反之，韦努蒂极力主张异化原则，其受众群只有少部分的精英文化分子，阻碍了文化较广范围的传播。因此单向度的归化或异化都无法达到翻译的真正目的。而且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异化与归化往往交叉甚至同时使用。韦努蒂虽然始终高举异化翻译的大旗，但在具体论述中，还是不难发现他向归化翻译的“妥协”，在《翻译的窘境》中他明确地提出“杂合性”（hybridity）是翻译作为抵抗霸权的重要形式（Venuti， 转引自张景华2009）。韩子满亦从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策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异化策略倾向于把原文中的异质成分引进到译文中来，通常会使译文变得杂合；而归化策略则倾向于用译入语文化的成分来取代这些成分，很少保留异质性的成分，不利于译文的杂合。也就是说如果译者主要采用归化的策略，译文的杂合度就低；反之，如果译者采用的主要是异化的策略，译文的杂合度就高（韩子满，2005：15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杂合是归化和异化妥协合作的产物，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状态。 　　3.杂合 　　要用一种语言文化把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文本再现出来，译文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孙会军2003）。杂合的根源在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中指出语言的异质性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基因（刘宓庆，2006：38）。李建军也在《文化翻译论》中提到语言的含义包括表层的字面含义和深层的语用文化内涵等两个层次（李建军，2010：92）。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秦观《鹊桥仙》的英译试论证杂合是翻译的必然结果。 　　3.1语言的语义层面 　　造成语言文化异质性之一就是思维方式。连淑能曾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十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