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Loft文化空间(投资者网上特刊).docVIP

从内地及台湾来的编辑文友，总喜欢见识一下香港的二楼书店，这些我已熟悉不过的事物，在旅者的好奇中引起了一种陌生之感。如果给我开列一张香港精神清单，二楼书店是必不可少的，位置不下与蛋挞、菠萝油、茶餐厅和丝袜奶茶，而比幻彩咏香江、星光大道、山顶缆车要高。台湾有重庆南路，香港有西洋菜南街，多得二楼书店，香港有自己的“书局街”。 看香港的二楼书店，可以扩大视野到从香港空间来看。众所周知，香港人多地少，地面店铺租金昂贵，于是，小本经营的书店爬上了二楼，以田园、乐文、青文为老大哥，随后加入洪叶、榆林等阵营，在没有共识下共同建构出一个“二楼书店人文共荣圈”。人文空间的建立也是有客观需要的，要与大书店抗衡共存，就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譬如长期给予折扣、书本以文史哲为重点、举办讲座或自办刊物（如《青文评论》），不少书店也加入了独立出版者行列，如青文、乐文等，售书、出版、发行一脚踢。老牌如文星书店，新力军如阿麦书店，都积极筹办不同的文化活动。 曾几何时，我们把二楼书店简单理解为文史哲书店，出自于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重视文史哲，在经济挂帅的城市中，在颇为隐蔽的空间，守护着传统文人的雅气。这理解也因时而变。不仅于守护，二楼书店也屡屡是实验者。回头一看，二楼书店曾为香港引入不少文化特色，如当年大量引进台湾书。洪叶的出现一改二楼书店挤混的空间，设置坐椅让人打书钉，将台湾书店的优闲文化小规模地引入香港，到近年简体书大量引入香港，出现尚书房、牛棚、榆林等简体书店，小小的二楼书店都比大型书店先行一步。洪叶书店当年也开了落地玻璃大窗的先河，将封闭墙体打倒，读者看书之余也可以看看街景，将本来阁楼的限制反倒变成优势。没有看进去的橱窗风景，但有望出去的窗外风景。 从消费文化来说，地面商铺与行人直接相连，以橱窗直接吸引顾客，而阁楼空间在这方面先天失利，便以文化做资本，也积累了一群臭味相投的读者社群。这里，我们也看到香港的“野草”特质，野草不需要肥土，可以生长于营养不良的缝隙之中，二楼书店经常在梯间贴书封面，变相将公众梯间位置当成橱窗使用。 再扩阁来看，二楼书店其实“阁楼文化”的象征，二楼也不是字面上的二楼，它只是一个代数，可以是三、四或十楼，与地面、大型商场相对，二楼空间成了一个隐喻（如Beyond的“二楼后座”，象征着人文、小本经营、相当于地面、大型商场、大集团，因此也往往与独立、另类、个性、次文化沾上边。香港的阁楼不单二楼书店，随年月发展还容下了漫画店、网吧、Band房（还记得Beyond的“二楼后座”吗？）、影碟店、燕窝庄、咖啡店、时装店等。同样，时装店没有亮丽的橱窗做招徕，便赖以文化力量，譬如中区有上楼时装店以旅游文化为卖点。阁楼是“文化资本”的实验场，是个体户还可以寻梦的空间，有意无意发挥了抗衡集团经济的力量。 从阁楼文化来看，我们便明白何以巴黎咖啡文化不可能在香港生根。巴黎咖啡店都在大街上，宽阔的大街、高高的梧桐树是咖啡店必然环境配套，坐椅开出街外而不会动辄被告阻街，客人喜欢户外阳光多于室内冷气。在他们的认知中，阁楼咖啡店跟自由监狱是同样难以理解的矛盾词。阁楼咖啡店活脱脱是香港畸胎，近来在阁楼开设分店的“巴黎咖啡店”正是一个反讽。我们也不必自贬，这正正是香港的地道文化，把巴黎的表面符号意义挪用过来，混进了香港的阁楼空间。香港人早就学会在夹缝中生长，咖啡店只是一个例子。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写过一篇小说《阿莱夫》（The Aleph），阿莱夫是一个在地下室中极其细小、包罗所有地方、所有场面同时发生的奇诡空间。阁楼，就是香港的阿莱夫。只是这个阿莱夫不在地下室，而在楼上，是城市发展垂直化的先锋。 2004年8月 ? 妓女作为香港隐喻 每个城市都有其形象，香港这个蕞尔小岛也不例外。东方之珠、购物天堂、帆船、渔村、避风塘、难民营、蠢猪麦兜。。。。。。过去现在或将来式的，官方建构的民间打造的，形形式式，各有寄寓。自觉或不，夹着这些文化形象与记忆，我们认识并且想像这个城市。 有一个形象，百年以来一直纠缠香港，现实社会里的隐匿与文化创作上的曝光恰成对比，而正如香港身世几经转化，这个形象的意义也从来不是单面的，它就是：妓女，众数的。太多文化文本共同建构香港这个城市形象，要说香港，妓女不可能是一个禁忌。 笼统来说，香港的妓女形象，最早肇生于西方对香港的殖民书写；后来一些华文作家及电影导演夹着外来这眼光也挪用上了；再后来，尤其在1997年后，香港不少创作者将妓女身份自我转化，以本土化眼光参与了“妓女作为香港隐喻”的论述。好一部“妓女三部曲”。勾出香港百余年身世。 西方殖民书写：白人眼里出苏丝 西方殖民书写一直不乏以妓女作为“他者”（Other）形象的，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便是著名例子。萨义德的经典之作《东方学》中，亦引述了美国作家福楼拜笔下以一名埃及妓女，作为东西方相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