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加坡“高薪廉”的再认识.docVIP

对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再认识 对新加坡廉政建设成就以及在世界上“透明国际”中的排名情况进行简单介绍，说明学术界认为其廉政是由高薪养的，经过考察认为，新加坡的“高薪”与廉洁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其“廉洁”的因素中“高薪”虽然占一席之地，但并不占主要地位。 一、新加坡政治人才状况决定了人们不愿从政，要想将优秀人才网络进党内，必须付出高薪。但是，这些人才往往就是本行业的专家，如律师、医生、大学教授，这些人都是本行业的专家，原来纳税都比较多，他们从政后，都要损失掉许多收入。所以高薪与社会底层比起来是高的（反对党也经常拿此做文章），但与他们原来的收入相比是低了。所以“高薪”是相对于低收入阶层和一般民众而言的，对于高薪养廉的主体——部长来说，并不是高薪，所谓“高薪养廉”就是一个伪命题。 二、在高薪之前，新加坡的廉政保障体制都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不能把新加坡的廉洁归为高薪的结果。新加坡从实行高薪的具体时间，并从历史角度考察新加坡各种廉政制度建立的时间来反驳这一结论。 三、新加坡的廉洁并不是光靠“高薪”来保证的，从不敢贪、不能贪、贪不了（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几个方面来综合分析新加坡 四、从发生的不廉洁事件，说明高薪养不了廉。 严先生对“高薪养廉”是怎么看的呢？其实，在新加坡发展的初始阶段，新加坡政府是没有能力实行“高薪养廉”的。财政部预算署的人当时被称作是“数豆子的吝啬鬼”。1959年严先生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的月薪是680新元。韩瑞生是财政部的常任秘书，他的月薪有1950新元。当时的家庭平均收入是400新元左右，而严先生在私人企业工作的朋友则月收入数千元。韩先生说过，他的退休金还不够他和太太吃两天米粥。可见公务员绝不是高薪阶层。严先生服务的是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的第一届新加坡自治政府，他把自己视为建设新加坡团队的一份子。一些生意人曾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公司，但被他拒绝了。严先生说：“那个时候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并不在乎薪水，只想完成工作。我们目睹新加坡的成长，那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情景。所以我们都没有算计个人得失。我想最开始的20年大概都是这样。” 当然，当经济发展起来时，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薪金就必须调整，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安心工作。新加坡政府是在1994年才开始将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与私人企业高级主管人员收入挂钩这一做法的。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吸引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 没有高薪，如何养廉呢？严先生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贪污必须从高层做起。”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以“铁腕护廉洁”说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他集中力量对付“大鱼”，实行“反贪没有例外”的铁腕政策，就连与他共事多年的部长也毫不留情。建国初期的新加坡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两样，贪污与腐败处处可见。可是，经过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努力，廉洁正直的气氛逐渐在政府部门内形成，成为反贪的一股威慑力量。新加坡小，但小有小的好处。信息容易掌握，谁的消费程度超过他的收入所能负担的范围、谁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资产，都比较容易被发现。李光耀只要挑选20名志同道合、廉洁、能干的人加入他的执政团队，就能行之有效的在这个城市国家推行他的执政理念。——P12 新加坡政府比较廉洁是钱起了作用还是法律或道德？如果低薪，会产生腐败吗？答：如果你是20世纪50年代到新加坡来，当时的新加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没什么两样，处处都是贪污与腐败的行迹。 我们的廉洁始于李光耀以及其同事。他们是受过高深教育者，志在领导新加坡。他们无私地把不贪污当成政治口号。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贪污必须从高层做起。今天的问题是很多政治家都是腐败的，那也正是部长薪金为什么这么高的原因。那是因为李光耀先生意识到要争取很优秀的人、要他们做出牺牲离开原来的职业，并要求他们尽忠职守，就必须给他们高薪。我们懂得精打细算，我们以六个薪金最高者的平均薪金作为标准，认为符合我们条件的部长的部长级人物应该同属这个级别。部长在新加坡薪金最高的100人中。在私人领域里，一个人不会永远在顶尖，得视商业情况而定。这不是个完美的制度，但如果你不能做个好部长，你也可以被革职。 我个人相信虽然部长理应拥有高薪，但他们不应该只为了获取高薪而成为部长，他们必须做好服务人民的准备，否则我们大可从任何一个国家雇佣最好的总理，那正是我说一个企业不可能孕育出一个国家的原因。我要说的另外一点是，在新加坡，薪金是透明的，没有隐藏起来的收入。它正如一家挂牌公司，每个 都有权力询问另一个人确切的薪金。当大家都贫穷的时候，仿佛没什么大问题。1959年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薪金是680元，我的看法是薪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必须承担的工作性质。1959年仍很年轻的我把自己视为建造新加坡团队的一分子。事实上，一些生意人曾邀我加入它们的公司但我拒绝了。为国家服务不是为了金钱，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