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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廷、张伯苓与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 　　摘 要：近代中国，国家落后，惨遭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国民贫弱，受尽“东亚病夫”的国格屈辱。然而，在危亡之际，由中华民族自觉爆发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反抗精神，挽救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以王正廷、张伯苓为代表的近代爱国人士，以倡导和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为强国、强民、抵御外侮的手段，在力图重塑国家与国民新形象的同时，为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开辟出一条与世界接轨的奥林匹克之路。 　　关键词：王正廷；张伯苓；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社会麻木不仁，列强蔑称为东亚病夫，在中外民族矛盾的尖锐时期，独立自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全民性呼声。正所谓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则必先强身，因此，以王正廷、张伯苓为代表的爱国人士肩负起强大中国民族体魄的重任，他们以发展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为斗争武器，力图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在强国御辱的斗争中，重塑国家形象，赢得属于中华民族应有的国格。王、张二人在发展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中不遗余力，为近代中国体育与世界接轨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王正廷与张伯苓的奥运情结 　　王正廷，出生于基督徒世家，自幼接受西方文明，体育便是其中之一。自1894年考入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成为其参加体育运动，发展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起点。在此，王正廷除培养了对网球、游泳等体育运动的爱好外，更亲身参与、组织近代中国的体育活动。如1898年王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队长时，参与组织了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王正廷认为体育关乎国家发展，即“有强健之体质，然后有勇毅之精神，有勇毅之精神，然后有伟大之建树。个人体质之强弱，关乎民族之兴衰”。①因此，担任民国外交部长及国际奥委会委员后的他，更加钟情于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 　　张伯苓早年曾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本身热爱武术的他，北洋水师学堂西式体育“自强”教育更引发他对近代中国体育的思考。这一方面源于自身海军实习时，从威海卫两日三易国旗中所感受到的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凌辱，由此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则是其师严复革新救国思想对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启发。因此，他所倡导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体育事业成为其教育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伯苓认为“体育发达非啻身体之强健己也，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②，而近代中国“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未体育”。因此，张伯苓除了在自办南开系学校中大力提倡体育教学外，于1909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其所任职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也积极发展体育运动。 　　王正廷与张伯苓作为民国历史上不同领域中同样显赫的人物，前者是执掌民国四届政府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家，后者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二人的交集之处在于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王正廷被称为近代中国的“奥运之父”，张伯苓则被视为近代中国的“奥运先驱”。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在表达二人对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方面所做出的最早贡献。王正廷“救亡图存，体育为亟”的民族理念与张伯苓“教育救国，体育为先”爱国思想的默契统一，恰恰都认识到体育发展对国家兴亡的重要影响，因而两人在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的合作道路上风雨兼程。 　　二、王正廷与张伯苓的早期奥运努力 　　由于张伯苓年长王正廷，因此他接触奥林匹克运动的时间要早一些。早在“1896年，首届奥运会举办不久，张伯苓通过美国朋友了解了这一世界顶级体育盛会的情况。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在美国举办后，张伯苓更加关注奥运会。”①随后，张伯苓大力介绍和倡导奥利匹克运动。1907年10月19日，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举行颁奖仪式上，张伯苓发表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准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②这是张伯苓作为中国的奥运先驱，最早公开提议中国组建奥林匹克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的演说，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第一次回应。此外，1908年，张伯苓受派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后考察欧美教育，适逢第四届英国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张伯苓的努力在于引导国人逐渐认识奥林匹克运动，从而促使国人关注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也为实现近代中国体育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接轨起到了宣传与动员作用。 　　王正廷与近代奥林匹克事业结缘于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与组织，远东运动会即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主要由菲律宾、中国、日本发起和参加。1911年9月，王正廷结识世界奥林匹克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并根据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布朗的组建远东体育组织的建议，联合日本青年会干事克龙、广州青年会美国